各國缺乏反躬自省

在中國被普遍視為是“威脅”的情況下，域外大國和本區域其他國家的行為，往往在不被檢討的情況下被視為“正當的”甚至是“正義的”。實際上，東亞局面的出現是各國之間互動的結果。如果域外大國和本區域國家不能檢討自己的行為，就會犯重大的戰略錯誤。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角度來檢討。

首先是美國的戰略誤判。東亞局勢在沒有美國和有美國、美國是持中立的立場還是“選邊站”的立場的情況下是不一樣的。如果沒有美國，或者美國持中立的態度，本區域國家就自然會知道如何向一個崛起中的中國進行政策調適，形成一個比較自然的區域秩序。

盡管中國在崛起，但并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要挑戰美國。中國并沒有自己版本的“門羅主義”，沒有想著把美國趕出東亞。恰恰相反，中國希望美國繼續當世界警察，希望美國當一個好警察。不過，在中國看來，美國沒有做到。中國和美國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沖突；相反，中美兩國之間至少在經濟上高度互相依賴；并且在眾多的區域和國際層面，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間。美國的問題在于其同盟戰略問題。同盟是冷戰的產物，是針對第三方的。冷戰結束后，美國不僅沒有改變同盟戰略，反而開始把中國視為其競爭者甚至“敵人”，也就是同盟的對象。

其次是日本統治精英把內部問題外部化，也就是把國內問題的困難轉化成為外部問題。例如，小泉在其任總理期間多次祭拜靖國神社，但他當總理之前沒有去，卸任總理之后也沒有去。現在的安培也是如此。日本一直在指責中國1990年代初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認為這是導致中日關系惡化的根本原因，但日本的政治人物從來沒有檢討，自己的行為是如何惡化中日關系（也包括日韓關系）的。

其三，區域內一些小國家任意“挾持”美國，隨意挑戰中國。例如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盡管人們可以“同情”一些小國家包括菲律賓和越南，而譴責中國，但這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些小國家也同樣負有責任，因為他們或者主動地或者受其他國家的鼓動，而挑戰中國的事實。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盡管中國和這些國家一樣，一直在主權問題上不讓步，但自鄧小平開始的歷任中國領導人，都持開放和靈活的態度來處理主權問題。但所有聲索國并不理會中國的倡議，轉而向域外大國的幫助來制衡中國。這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問題的開始。

其四，從外交政策的話語看，本區域的主流外交話語已經從以經貿為中心的話語體系，轉變成為以軍事防衛為中心的體系，這種轉變也在深刻影響著各國的軍外交戰略。

現在各國似乎已經走上了預防戰爭的階段。但預防戰爭和準備戰爭又有什么區別呢？這里沒有明確的邊界。預防戰爭很容易演變到準備戰爭，準備戰爭很容易演變到戰爭。

這也是今天人們對東亞局勢普遍持悲觀態度的主要原因。難道東亞的沖突和戰爭一定不可避免？當日本等本區域大國陷入西方戰爭邏輯的時候，中國則在拒絕和抵制，盡力避免陷入戰爭陷阱。如“修昔底德陷阱”所顯示的，大國之間的戰爭是“常態”，而和平則是“非常態”。作為本區域最大的國家，中國的責任就是追求這個“非常態”。追求這個“非常態”，要求中國不能對環境做出簡單本能的反應，而是要用大歷史的眼光，以理性和耐心的方式來處理。

對待美國，中國既不能學前蘇聯，也不能學今天的俄羅斯。中國具有來自其長文明傳統的足夠耐心。美國相對衰落已經很多年了，也很難挽回這個趨勢。如果美國不改變今天這樣的戰略，其衰落的速度會更快。只要中國不直接挑戰美國，美國就很難找到一個真實的“敵人”，其“回歸亞洲”除了浪費巨大的人財力資源之外，不會有其他更實在的收獲。中國所需要的僅是加快和強化國防現代化，保衛自己的國家利益。

崛起到今天，中國更沒有必要在意一些小國家的挑戰，因為這些挑戰構不成對中國的致命威脅。舉個比喻來說，中國現在已經是大河上的一條大船了，大船就不能隨意改變方向；如果隨意改變方向，其它小船就不可能行駛了，搞不好會弄翻小船。中國這條大船應當穩步前行，讓其它小船來逐漸向自己調適。唯有這樣，中國的崛起會是和平的崛起，也是東亞地區持久和平的保障。

文/鄭永年 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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