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鄭永年:東亞正走上通往戰爭的危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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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很多跡象看,東亞正走上一條通往沖突乃至戰爭的危險道路。無論是域外大國還是區域內較小國家,大都把中國的崛起視為“威脅”。于是,各方都打著“和平”的大旗來對付中國。美國大張旗鼓地“重返亞洲”,說是為了通過“平衡中國”而維持區域和平。日本想通過“國家正常化”來抗衡中國力量,并在這樣做的時候淡化甚至合法化其發動亞洲戰爭的歷史。

因為日本是針對中國的,無論是西方還是區域內的一些政治人物,儼然把日本的“國家正常化”視為正常甚至正義之舉了。而區域內更多的小國家也可以隨意拉著域外大國來平衡中國,在一些領域甚至挑戰中國。

很多研究發現,區域內軍事化的速度正在加速,一場軍事競賽變得不可避免。不過,軍事競爭最終必然是一場零和游戲。既然很多國家視中國為“敵人”,中國也必然會做出回應,并且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中國也有足夠的能力來回應。這樣,未來東亞可能會出現兩種局面:要不是冷戰,就像當年美蘇冷戰一樣;要不是局部性甚至區域性沖突。無論哪一個局面,對東亞社會來說都會是災難性的結局。

實際上,在過去將近40年的時間里,直到現在,東亞地區既是世界上社會經濟發展最快的區域,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區域。上世紀90年代初起,中東開始亂局,到現在出現越來越多的失敗國家,恐怖主義力量迅速崛起,危害到世界各國。歐洲經歷了從柏林墻倒塌之后的政治巨變,到東歐地區局部戰爭,再到今天的難民潮,而日益加劇的恐怖主義活動(無論是外生的還是內生的),使得往日世界民主典范的區域今非昔比。非洲和拉丁美洲不時發生這樣那樣的內部和外部沖突,而社會經濟發展更是停滯不前,充滿危機。

東亞地區是如何實現和平的呢?這個問題是西方主流社會一直回避的問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學術界、政策界和政治界盡管表面上對東亞穩定表示了高度的關切,但似乎并沒有什么興趣來回答東亞和平的問題。但對東亞社會來說,必須回答“東亞和平是如何取得的?”這個問題,因為通過回答這個問題,可以意識到和平的來之不易和今天東亞所處的危險局面。至少如下幾個因素深刻影響了東亞的和平。

本區域的主流話語

第一,全球化。1980年代開始,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波及世界各個角落。美國在其中大力推動。日本和東亞“四小龍”本來就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經濟,自然成為東亞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第二,自1980年代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不僅使得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內在部分,而且中國也通過改革自己的體制和世界體系“接軌”。第三,在過去的數十年里,本區域內部各國政府都聚焦于經濟社會的發展。第四,在這段時間里,經貿話語是本區域的主流話語,戰略話語居于次要位置。

在安全方面,在這段時間,中國不僅和平地解決了同俄羅斯、越南等國家的陸地邊界問題,還形成了包括“上海合作組織”和“六方會談”等區域多邊組織,加入了包括《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等多邊協議。這些都有利于區域的安全。在經貿方面,中國東盟(亞細安)自由貿易區從談判和締結,帶動了整個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經貿關系,形成了東北亞三國和東盟之間的三個“10+1”體系及其“10+3”體系;同時中國和美國的經貿關系得到了飛躍般的發展,形成了一些美國學者所說的“中美國”。

為什么沒有多少年東亞局勢就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呢?這里也有幾個重要因素。

首先是中國的崛起及其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這是一種自然的而非人為的結果。傳統上,東亞社會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秩序,即所謂的“朝貢體系”。這個體系就其本質來說是一個和平貿易體系。盡管它是封建的(“叩頭”),但在當時是中國以犧牲自己作為一個大國的利益來維持區域秩序的,人們不能以今天的眼光來論述朝貢體系。

不管這個體系的利弊如何,它畢竟存在了數百年。這一事實至少說明了一點,大國和小國之間盡管事實上不平等,但是可以和平相處的。大國和小國經過互相調適之后,形成了一個自然的區域秩序。數百年里,中國沒有產生出類似近代以來西方那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中國周邊那么多小國,沒有一個成為中國的“殖民地”,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東亞的局勢變化是否是因為中國的外交從“韜光養晦”走向了“有所作為”,或者如西方所說的從“溫和”到“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侵略性”了?也不見得。中國的崛起自然會對區域秩序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和中國領導層的意向沒有多大的關聯。在很大程度上說,本區域的現存秩序是近代以來,尤其是冷戰以來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向東亞的一個“延伸”。近代以來,中國被帝國主義打敗,失去了其大量的地緣政治利益;現在中國崛起了,又自然會影響其地緣政治的利益,和基于這種利益之上的秩序的形成。

中國領導層所能做的就在于如何理性地管理自己的崛起過程。這方面,中國的領導層也一直是有高度意識的,早期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發展”的道路,近年又提出了意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大國爭霸)的“新型大國關系”的主張。隨著中國的崛起,民間自發的民族主義一直高漲,但中國領導層并沒有毫無責任地鼓動和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即使在南中國海問題上,中國也一直處于被動應對的局面,直到最近才變得主動一些。實際上,任何中國領導層,如果要有效治理中國社會,就必須把民族主義的力量考慮在內,否則就沒有任何合法性。

當然,中國的一些做法是否最佳是可以繼續檢討的。國際社會一直緊盯著中國行為的每一細節。對中國來說,這既是一種巨大的壓力,也是好的壓力,可以促成中國避免犯不必要的戰略錯誤。不過,域外國家和區域內一些國家的行為更需要檢討,而這樣的檢討到現在為止并沒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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