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中國漁船“魯煙遠漁010” 在位于阿根廷丘布特省靠近馬德琳港沿海水域，因在阿根廷專屬經濟區內捕魚，被阿根廷海岸警衛隊擊沉，所幸落水30余名船員均被救起，無人傷亡。這是繼近年中國漁船在韓國、印尼、菲律賓等國海域附近發生沖突后的最新一起沖突，中國遠洋捕魚問題也逐漸成為國際社會各方關注的焦點。

目前關于中國遠洋捕魚出現的問題，中國官方并沒有披露相關情況，相關數據主要來自歐洲議會2012年6月公布的《中國在世界漁業中的角色》以及綠色和平組織2015年5月發布的《中國遠洋漁業企業西非違法捕撈作業調查》兩份專業報告。

歐盟報告顯示，2000-2011年間，中國漁船光在西非北部海域的IUU （非法、未報告、不受規范）行為就有2648起。綠色和平的數據顯示，2000-2006年，以及2011-2013年期間，中國漁船在毛里塔尼亞、塞內加爾等西非六國共被發現183起涉嫌違法捕撈行為，31%的船只多次發生違法捕撈行為。

綠色和平自有船只“希望”號2014年在西非海域26天的實地跟蹤調查發現，有12艘中國漁船進行了非法捕撈，占幾內亞專屬經濟區內所記錄的52艘中國漁船的23%，平均每兩天就新增一起中國漁船違法事件。

其中，與此次阿根廷事件有關的漁企屬地山東省的漁企非法捕撈行為最多，大連連潤、大連博遠等企業榜上有名。非洲捕魚違法行為中也出現了央企身影。2014 年中水集團 59 艘在非洲捕撈作業的漁船中，就有 46 艘涉嫌總噸位欺騙行為，其中 44 艘涉嫌少報漁船總噸位，累計共 6757.7 總噸未上報。

根據綠色和平的數據，中國在非洲的462艘遠洋捕魚漁船，幾乎全是在中國已被逐漸淘汰的破壞性底拖網漁船。這在中國地方官媒的報道中也得到了印證，比如浙江廣源漁業老板方盛華2015年5月在接受浙江在線采訪時毫不隱藏地說，他們赴安哥拉的五艘漁船“都是大型圍網船，捕撈方式對海洋殺傷性較大，因此圍網船已被列入一打三整治范圍，要求三年內必須進行更換。 ”“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把國內過剩產能轉出去”。

所謂“產能轉移”，其背景是2012年中國遠洋捕魚戰略的升級。當年中國首次出臺遠洋漁船更新改造項目投資補助政策，浙江、山東等沿海漁業大省也出臺了相關地方政策，支持漁企走出去。浙江于2012年出臺了遠洋漁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戰略是舍近（減近海捕魚規模）求遠（發展遠洋漁業）。該省舟山打造“國家遠洋漁業基地”時，投入了大量財政基金補貼漁企。山東省2015年提出 “海上糧倉”戰略，設立了3.2億引導基金，并透露該省遠洋漁船已達434艘，在建遠洋漁船36艘，已批待建遠洋漁船44艘。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大躍進下，目前中國遠洋捕魚船隊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一。根據中國漁業互保協會的數據，2014年全國遠洋漁業總產量和總產值分別達203萬噸和185億元，作業遠洋漁船達到2460艘。而歐洲會議的報告顯示，2000 年至 2011年期間中國漁民捕撈量約每年460.4萬噸，其中來自非洲水域就占了294.1萬噸，其次是亞洲水域，占94.8萬噸，少量來自中南美洲和南極洲。這和中國漁保協會發布的數據相差巨大。

國際海域捕魚作業情況復雜，遠洋捕魚偶爾越界進入經濟區是正常現象，但系統性、有規律性、成群結隊地越過分界線捕魚，不免讓人質疑其中的動機。根據歐洲議會、綠色和平組織的報告以及國內外媒體公開報道綜合分析，除了上述具體捕魚行為的違法外，漁業靠財政資金維持、監管落后等深層次的體制原因，也造成了遠洋捕魚沖突。

中國通過燃油補貼、船舶更新改造補貼，以及免除進口稅、增值稅等措施鼓勵捕魚企業“走出去”。這一定程度造成了相關企業靠政策而不是提升管理水平吃飯。比如綠色和平分析中水集團遠洋股份有限公司的年報發現，該公司2011-2013年的凈利潤全部來自于補貼。其中，2013年該公司捕撈業務虧損約4135萬元左右人民幣，由于約8254萬元的燃油補貼到位，公司“盈利”。

中國農業部既管資金，又管業務審批，還承擔監管職責的體制，已經不符合遠洋捕魚管理的需求。農業部對遠洋漁業實行項目審批管理和企業資格認定制度，并對遠洋漁業船舶和船員進行監督管理，但目前的漁業發展政策仍是只考慮經濟利益，缺乏可持續漁業發展的管理原則、策略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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