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種經歷在哈日的年輕一代中并不具有。老幼不同世代的親日情結本來各有自己表達、舒展的空間，并不存在相互融匯、交集的強有力誘因。不過，與香港的哈日族群不同，臺灣年輕一輩是在老一代的“戀日”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而時至今日，老一代的戀日與年輕人的哈日逐漸邁進互相融合的階段，這也是《海角七號》能在臺灣獲得跨世代歡迎的緣由。
換言之，臺灣年輕人的哈日情結，不僅僅是一種“流行”現象，而是受老一代文化基因影響的結果。許多臺灣老太太包括李登輝夫人至今仍在使用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家計簿”，而日本壽司今日仍可以在臺灣的菜市場輕易買到，不少年輕人購房後也喜歡在家里特設一間榻榻米日式房，可見臺灣文化的底蘊里確實存在揮之不去的日本影子。
這或許就是臺大日本研究院院長許介麟，在看完《海角七號》後，感嘆“臺灣終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的緣由。
四、“沖繩”戀日原鄉
在部分臺灣老一代之間存在的戀日情結并非臺灣社會獨有的現象，其實，在“戀日”的情結上，有另一個社會無論是其歷史的長度、深度，以及其普遍性、復雜性與臺灣相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是與臺灣毗鄰的沖繩。
沖繩，原稱琉球，在其長達450年的王國歷史(1429年至1879年)中，一直是明清二朝的藩屬國。1879年，琉球被明治日本吞并，納入大日本帝國的版圖，比甲午戰爭后歸日本的臺灣早16年。雖然，當時日本仍未像後來在臺灣設立模仿歐美列強殖民統治架構的總督府，而以改土歸流式地改稱“沖繩縣”，但是臺灣總督府的統治，實際上仍然是仿照對沖繩統治的模式 。事實上，日本統治臺灣後所實施的設立“國語傳習所”、在學校實施以禁止方言為目的的罰札制度(在學校如違禁說琉球語會在脖子上被掛上懲罰的牌子) 、禁止傳統“陋習”等同化政策、教育體制、規范社會秩序各種新制度等大多沿襲、吸收了沖繩的經驗，而1930年代後期至終戰期間為配合戰時體制而雷厲風行的皇民化運動，則同時在兩地實施。
在沖繩，“同化”并非只是單方面從上而下的統治政策，也是民間從下而上尋求與減少受日本人歧視、爭取與日本人同等地位的策略選擇。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尤其是皇民化時期，臺灣也出現過“做日本人”的社會風潮，其源流可追溯至1914年臺灣社會菁英積極參與“臺灣同化會”的舉措。不過，琉球人積極努力“做日本人”的歷史更早。當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後，琉球人放棄了抵抗日本統治的幻想，社會菁英開始醞釀“做日本人”的新思想。身為《琉球新報》編輯的著名“言論人”太田朝敷于1900年7月1日在女學校的開校式所發表的演講中，指出琉球人“做日本人”要徹底，“連打噴嚏的樣子”也要學日本人。該言論在《琉球新報》刊登後引起社會極大反響，并成爲日後沖繩社會向日本同化的指導性思想 。
由於社會菁英長期的呼吁與積極配合，沖繩社會的日本化比臺灣更有成效，使琉球人紛紛搖身一變成爲“新日本人”，并參與日本對臺灣及其他殖民地的統治。事實上，在臺灣供職的警察與低級官員不少來自沖繩。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身分錯置”也在《海角七號》重現。在影片中扮演本人的中孝介出身于原屬琉球的奄美大島、畢業于琉球大學，其所創作的音樂也充滿邊陲南島的文化特征，然而《海》片中他卻吊詭地被塑造成“來自日本的歌手”。至此，沖繩人特殊的身分形象呼之欲出。
盡管沖繩社會向日本同化的進展比臺灣來得徹底，但并不意味著沖繩民眾在建構自己的“日本人”身分上一帆風順。戰前66年日本社會對沖繩的歧視性統治 ，以及1945年沖繩戰役導致1/4人口死亡的慘痛經歷，使戰後初期的“獨立論”異常高漲，整個沖繩社會彌漫著“離日”的氛圍 。然而，在進入1950年代後，沖繩社會卻在認同的坐標上來了一個180度的轉變，轉而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復歸祖國日本”的社會運動 。
針對此一轉變，沖繩本土的學者多從美軍大舉建設基地、美軍對沖繩的“黑暗”統治、日本本土出現和平憲法等新情勢，對沖繩社會的“理性”選擇作出解釋。不過，筆者以爲，這些因素充其量只能解釋當時的沖繩社會期待脫離美軍的統治，并不能解釋爲何視“復歸日本”為唯一選項。筆者後來領悟到，在解釋此現象時，不能排除認同變遷的因素。事實上，經過了66年向日本的同化過程，“日本人”意識已在沖繩社會扎根，戰後初期的“離日”情緒只是因環境變化而出現的短暫反彈現象。透過此一視角，帶領復歸運動的沖繩左派菁英爲何不選擇與社會主義中國結合也就迎刃而解了。
臺灣在戰后脫離了日本的統治，使老一代的日本情結轉爲一種剪不斷的“鄉愁”。然而，與臺灣相異的是，沖繩民眾在美國統治時期對日本同樣的戀戀鄉愁，在1972年實現“復歸日本”後全面釋放，并轉為面對如何與“日本”相處以及重新建構自己的認同方面。筆者於2007年與琉球大學合辦的調查，呈現了沖繩人民身分結構的基本輪廓 。該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之中四成認爲自己是沖繩人，1/4認爲自己是日本人，另外有三成表示既是沖繩人，也是日本人。
另外，在是否贊成“沖繩獨立”的問項上，約六成五的受訪者表示，即使可以選擇也不贊同沖繩脫離日本，彰顯了沖繩的主流民意不愿離開“日本”這個國家框架。另一方面，也有兩成受訪者認爲“沖繩應該獨立”，這一組數字與上述相對較強的本土意識，顯示了沖繩社會存在部分離心力的現象。
不過，筆者在分析此一“離心力現象”時曾指出：沖繩民眾與“日本”保持距離的姿態，主流部分并非真正對日本的離心，而是作為討價還價的武器或籌碼，要求中央政府用心去理解沖繩人民的思想，改善沖繩所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其目的仍然是期待日本視自己為與其他都道府縣無異的“日本人”。此一分析，也與同一調查中，近八成的沖繩受訪者肯定130年前日本吞并琉球“是好事”，以及過半的受訪者認為備受爭議的釣魚臺列嶼“是日本領土”的結果所彰顯的國家認同方向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