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方面，我有一定感觸。在學界、媒體界，批美國、批日本是一種政治正確，很多學者做美國研究之時，依然使用著“美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一類的名詞，表述中帶有強烈的仇恨色彩，比如“野心”、“圖謀”等等。有一段時間，國際關系的研究就是一種“謀生之道”，只要立場正確就過關，至于事實、理論被忽視。如果你研究的事實有利于美國或日本，就會被懷疑“居心叵測”、“胳膊肘朝外”，在網絡上還會被扣上“漢奸”的帽子。坦白說，吳建民的言論，哪怕非常專業，但卻帶有“政治不正確”；而胡錫進呢，盡管偏激可笑，卻被認為是愛國的、政治正確的。

這種“立場先行”，導致整個學科依然停留在幼稚的階段。

四

應該說，今天的中國已不是昔日貧弱、自卑的中國。那種帶著悲情與仇恨的敘事體系，已經不適用于今天的中國，有“受迫害妄想”之嫌。《環球時報》的那一套，今天早已經過時。如果說以前思維是立足于現實主義的、對抗性的，那今天則已經進入新行為主義、新制度主義，以全球共治為目標的新世紀。此前，某位女學者在一檔電視節目中表示，“如果美國進攻朝鮮，中國就可以進攻臺灣”，如此反文明的話，讓眾人瞠目結舌。與胡錫進那一套話語體系相比，吳建民的判斷更貼近今天的世界。

現在國際社會趨勢在發展，國際上的交往都是靠制度規則在運行。牛新春舉了個例子：“你現在花1000美元買一張美聯航的機票，美聯航就有義務把你從北京送到華盛頓，而不是說你拿上槍，說你把我送到華盛頓。”

今天中國的成就，沒有必要否認，但也必須清醒地看待。一個崛起中的國家自然要面臨既有國際機制的限制、約束，不僅守成大國要鉗制，一些小國也會由此產生不安全感。這是由國際政治結構決定的，而不是來自偏見、敵意，沒必要以仇恨情緒對待。俄羅斯問題專家、學者楊成在辯論中發言：“中國如果不能超出民族國家和國家利益中心主義的自我設限，中國崛起就是個夢話。”

我們真正擔憂的，是我們對世界了解多少？對于一帶一路上的國家，我們是否都做過扎實的國別研究？我們的外交手段，如何才能真正打動這些國家？建設海外基建設施比如中巴鐵路、瓜達爾港等，面臨著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地質條件、氣候條件的多重挑戰，我們的研究是否可以預見到？對于世界，我們要亮出的是誠意，而不是拳頭。我們需要的不是立場，而是專業。

當我們拋棄這種意氣用事，再去看吳建民和胡錫進的表述，各有哪些合理的部分，相信大家能一目了然。

文/馬立明 來源：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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