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刺激的力度之大明顯出乎蔣介石的意料，啟程前往埃及時，他的態度只是將信將疑。但隨后的進展讓他喜出望外—羅斯福不僅拒絕了在會前就中國事務與丘吉爾提前磋商的要求，而且專誠與蔣介石多次長談，英國人不禁抱怨“原本在開羅最次要的中國事務，竟占據了首要位置”。1943年12月1日發表的《開羅宣言》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國的訴求，它承諾中美英將“剝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這是保證中國大國地位的底限條件，亦是美國設想的戰后亞洲秩序的基礎之一。

但宣言也給國民黨上了一劑眼藥：它規定“我三大盟國將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

這不僅杜絕了蔣介石曾經暗示過的單獨媾和的可能性，而且意味著軍事勝利始終是處理日本問題的基礎，中國必須證明它對贏得戰爭具有足夠的重要性。不過開羅會議在中國戰場的軍事問題上沒能提出任何建設性意見，美國實際上仍然指望國民黨在得不到足夠援助的情況下繼續戰斗下去：除了“大國地位”這個體面的獎賞，別無他物。羅斯福似乎也沒有提醒過蔣介石：倘若中國不能在對日作戰中表現出主動性，它在未來將承擔多么大的代價。

開羅會議結束后不到半年，日軍發動了旨在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一號作戰”，由華北經華南攻入西南。長期處于防御狀態的中國軍隊在裝備、補給和士氣方面的不堪狀況在此役暴露無余，美軍在華的多個航空基地因此遭遇嚴重破壞。在此期間，蔣介石和史迪威也再度翻臉，最終導致羅斯福親自下令召回史迪威。此時美國陸海軍在中太平洋方向的進攻已取得優勢，參謀長聯席會議在1944年10月決定：太平洋戰場的反攻由菲律賓直接指向日本西南諸島，放棄在中國戰場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打算。這等于是給中國的軍事價值判了死刑。1945年2月，羅斯福又在雅爾塔和斯大林達成協議，對蘇聯加入對日作戰和它在戰后遠東秩序中的角色做了新安排，對中國的政治承諾也撤銷了。

存在于中美兩國政治、軍事和外交路線中的多重分裂，使得開羅會議最終成為了完美的畫餅—美國許諾中國以大國地位，但在“先歐后亞”的戰略前提下，它不可能給予中國以建成此種大國地位的經濟和軍事保障。蔣介石則無比看重“大國”承認為他的“抗戰建國”理想提供的合法性，但他顯然忘記了，中國必須靠它的戰場表現去交換這種目前還停留于紙面的“大國”地位。高斯大使在1943年就已觀察到：“中國人確信歐洲戰爭不久即將結束，因此美國將會擊敗日本；中國人疲倦已極、筋疲力盡，裝備也太差，不可能作出更大的努力，特別是在這些努力也許并不必要的時候；中國人可以寬舒地休息一下，保持他們現有的所得，與日本人對峙，一心籌劃中國戰后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這種“籌劃”在經歷過1944年的軍事和經濟打擊之后，最終也只能停留在紙面上了。

文/劉怡 來源：時代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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