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頭巾與我:一個土耳其女人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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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般不回應,尤其是碰到易激動的司機時,因為司機一旦開始高談闊論,就不看路了,很多出租車又沒有安全帶。不過有一次,一位司機執意要我發表觀點,我大概說的是:“我覺得所有女人都應被尊重,這與遮不遮頭發無關?!?/p>

司機表示完全同意,女人當然應該被尊重,但頭巾可以時刻提醒男人要記得尊重女人,這個提示再清楚不過。畢竟,男人比女人倒霉,他們有時候容易忘我,然后不幸的事情就會發生,“甚至”,他壓低聲音,特地強調自己不想在我面前說這個詞——“甚至,強奸?!?/p>

我用簡單的土耳其語回答他,對我來說這聽起來像是威脅:要不戴頭巾,要不被強奸。司機馬上用華麗的辭藻抗議,說沒有威脅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說威脅不合適,從我的微笑里看得出我是個和善、值得信任的人。但是世界本身不完美,有些男人就是像禽獸一般,所以最好發出清晰的信號告訴別人,你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后來,我在一個鮮魚館下了車,去見幾個文學教授。

如果剛剛的出租車是一個政治真空(Political vacuum),只有我和他,我不會抱怨司機的觀點——那是他的車,他的國家,他開車帶我去目的地。我土耳其語說的不好,這是我的劣勢,于他而言卻象征著優越,這表明我有經濟實力在國外旅行、生活。通常,司機問完“你是哪國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機票多少錢?”

但畢竟出租車不在真空之中。這個國家的領袖曾多次呼吁女人至少生3個小孩,最好生4-5個,他的妻子本人也戴頭巾。埃爾多安反對墮胎,反對節育,反對剖腹產。他曾表示,伊斯蘭教對女人的地位已經很明確,但女權主義者就是不認同,因為他們“無法接受母親身份的概念”。埃爾多安在總統的位置上待的時間越長,就越口無遮攔,2014年,他曾口出狂言,稱節育是“想斷我們血脈”的“叛國罪”。我試圖變得包容一些:穆斯林的女權者不想從面紗中“被解放”;世俗化對穆斯林女權者的苛刻,就如同穆斯林父權制對世俗女權者的苛刻一樣,我很同情她們。但埃爾多安對女性的這番言論,我絕對不會原諒。埃爾多安是借著伊斯蘭教的名義說的,因此,我也絕不能原諒伊斯蘭教。

2011年秋,我曾前往安那托利亞東南部,報道一處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家稱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座寺廟。哥貝克力石陣(G?bekli Tepe)靠近穆斯林圣地烏爾法城,據說那里是易卜拉欣(譯者注:Abraham亞伯拉罕或Ibrahim易卜拉欣為同一個名字的不同譯法,為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共同先知,伊斯蘭教叫易卜拉欣,基督教叫亞伯拉罕)的誕生地。(這一小鎮靠近敘利亞邊界,現在也是外國戰士加入伊斯蘭國的途經站點之一。)在旅館里,我似乎是唯一一名無伴侶的女性。我和前臺說要住6天,他幾乎像心臟病突發地說,“六天?”他又重復了一遍,“你一個人?”我問他蒸氣浴室的開放時間,他說只對男人開放——全天如此,不是某個時間段。我乘電梯上去,知道房間的小冰箱里沒有酒,很郁悶。在烏爾法城的時候,無論什么時候,在大廳也好,過道也好,旅店員工和我打招呼的話總是“哦,你還在啊?”

找一輛出租車載我去考古遺址是件難事,最后,酒店前臺打電話給他認識的一個司機幫忙。那個司機態度粗暴,車上沒有計價器,收我來回55美元,一路上嘆氣、小聲抱怨個沒停?;爻虝r我打電話讓他接我,他沒接,最后我只能搭便車回來。當時我想,如果自己開車會輕松許多,于是我查到歐洛普卡租車(Europcar)的地址:烏爾法749號街,預約第二天晚上6點去。結果我迷路了,到晚上7點,我仍然在這段路上來回走,街牌號從771號一下跳到了764號。我好幾次路過同一家便利店,送面包的小哥注意到我。

“你在找什么嗎?”外送小哥問我。我把地址給他看,他又拿給另一個人看,他們爭論了一會兒到底有沒有749號街,后來第三人從店里出來加入了談話。我站在那里等了幾分鐘,但很明顯,他們討論不出什么,而且歐洛普卡租車已經關門了。我道了聲感謝,步行回到市中心吃晚餐。

大部分烏城的餐廳都有“家庭餐廳”的牌子,也就是說,有一個只為男士準備的房間,一個允許女人進入的“家庭房”。我去的這家餐廳的家庭房在房頂,上面有2-3個家庭,帶著孩子,其他桌子是空的。我坐在角落里的一個四人桌。服務生為幾個家庭點單,忽視了我。坐了幾分鐘后,我突然接到一個伊斯坦布爾朋友打來的電話。一聽到我用英語說話,鄰桌的兩個女人轉過頭來盯著我,目瞪口呆。大概是她們覺得我用手機講電話很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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