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人們是否認同約翰遜的觀點，今天提出這個問題不僅對中國具有意思，對西方世界更具有意義。這后一方面是約翰遜所忽視的。西方在古希臘時代也出現過有關“誰應當成為領袖”的理想觀念，即柏拉圖所說的“哲學王”。“哲學王”的觀念和中國的“禪讓”都是一種理想。正如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所示，古希臘不同城邦國家實行不同的制度，包括獨裁、貴族、共和、民主等等。在后來長時期的宗教時代，教權高于一切。在宗教政權被推翻之后和近代民主產生之前，西方所實行的一直是世襲制度，即家族統治。后來隨著商人階層的興起，也加入了統治者的隊伍。所謂的民主就是商人和君主分享權力。無論是君主貴族還是商人，形成了多元家族的世襲制度。歐洲的很多國家直到現在仍然是一些大家族統治。美國的大政治家族對美國民主的影響也不小。

只要金錢可以直接轉化成為政治權力，家族政治不可避免，世襲也不可避免。只不過家族世襲是西方人所不樂意討論的話題。盡管西方已經形成了“選舉證明一切都好”的局面，但權力結構也是危機深重。例如，有效政府問題。多黨制已經演變成為互相否決的制度。在很多情況下，多黨背后是不同家族之爭。再如，人民的權利實現問題。民主早期在擴散社會福利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現在的民主是否像民主理論家所說的實現人民的權利，就不好說了。西方很多研究表明，資本寡頭仍然主導國家政治，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公平。今天歐美盛行的政治民粹主義，已經對西方民主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重建中國的賢能政治

這個問題也是中國政治重建過程中所需要回答的，中國是走中國本身賢能政治道路，還是西方民主道路，還是兩者的結合？饒宗頤教授就認為，近20年的考古新發現，特別是大批楚簡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給21世紀的中國帶來一場“自家的文藝復興運動，以替代上一世紀由西方沖擊而起的新文化運動。”饒教授所說的當然涵蓋很多領域，但我們可以沿著這個思路，來討論如何重建中國的賢能政治制度。

西方稱中國傳統為東方專制主義。不過和西方比較，傳統中國的制度至多算是有限世襲制。盡管中國傳統上沒有能夠實現《楚簡》上所說的禪讓制度，但正如史學家錢穆先生所指出的，只有皇帝可以繼承，其他皇兄皇弟不可繼承。同時，皇帝也不是一定要兒子繼承，也可以隔代繼承，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把皇位直接讓孫子繼承。有限的世襲避免了中國形成眾多的壟斷性世襲家族。從另一個側面看，這個制度使得社會更加開放。但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國家管理權或者相權和官僚機構是開放的。任何社會階層的成員都能夠通過官方設定的考試制度，進入“士”的階層，成為統治階層的一部分。正因為這樣，中國發展出了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官僚體系。再者，中國士、農、工、商的社會體系設置，有效切斷了西方那樣的資本直接轉化成為政治權力的路徑，即使商人的家庭成員，也必須通過考試，才能把金錢轉化成為政治權力。

這并不是說，今天的中國可以回到傳統賢能政治時代。到了近代，傳統世襲皇權已經失去了合法性。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從傳統皇權到現代黨權的順利轉型，傳統皇權是個人和家族，但黨權是一個非個性化的組織。傳統皇權可以世襲化，但不可民主化。現代黨權則不同，黨權可以民主化，也可以阻斷世襲化。從經驗上說，即使今天的中國存在著如西方一些人所說的“紅色家族”，但中共的領導絕非是世襲的。從1949年以來，沒有一個中共領導人指定其兒子或者家庭成員來繼承權力。如果因為前中共領導人的后代成為了領袖，就把這個體制形容為世襲，今天西方民主都可以成為世襲制度。在政治上，人們不能過度理想化，不能排除政治世家的成員從政。

這里的問題在于如何選拔人才？如何實現權力交接班？從理論上說，黨權為實現賢能政治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架構。西方越來越依賴于單一的選舉來選拔領導人，但選舉從來就不是最有效的機制來選舉最好的人成為領導人，也無法避免最壞的人被選舉成為領導人。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如果從上世紀70年代算起，還不到半個世紀，但到現在已經出現各種弊端。如何克服一人一票所產生的民粹主義，值得人們的觀察。如果不能轉型，很難走下去。

中國黨權的存在就表明，可以在新條件下復興和改進傳統的賢能政治。黨權表明存在著選拔者，可以選拔最優秀的人來執政。這就是中國的黨內民主所要做的內容。在發展黨內民主方面，人們必須對文明有信心。中國完全可以結合傳統的賢能政治和現代的民主政治，或者傳統的選拔制度和現代的選舉制度，從而超越西方制度的弊端，創造新的賢能制度。

如果這樣，中國可以如饒宗頤先生所言，實現一個“自家的文藝復興運動”。

文/鄭永年 原載于2016年5月3日《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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