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成為歐洲穆斯林并不意味著被同化。拉馬丹認為融入并不意味著大規模的同化。必須允許穆斯林發展自己的歐洲穆斯林身份認同和文化，就像此前的其他非基督教宗教團體和族群所做的一樣。同時，穆斯林要接受自己所生活的國家的憲法、法律和歐洲國家的框架。拉馬丹對于穆斯林女性頭巾問題的看法就反映出這一信念。他堅持說，“沒有人能強迫一位女性佩戴或是不佩戴頭巾”，因而他反對法國關于頭巾的禁令。但是，他又強調對本國法律的遵守，因此他建議在法律改變之前，穆斯林女學生可以用更加能讓人接受的大手帕包頭，替代頭巾：“但是穆斯林必須向其他公民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表達清楚：我們尊重法律，即便我們并不贊同它。”

對于伊斯蘭教當中出現的極端主義力量，這幾位學者都予以明確的譴責。穆斯林宗教領袖、劍橋大學教授提摩太·溫特清楚、直接地否定基地組織之類的極端力量，認為他們在宗教上不合法且不純正。他譴責極端主義者不忠實于伊斯蘭教法和教義學的經典準則，指責他們發布的法特瓦“既不正規，其思維習慣也無法從中世紀的解釋中予以推斷”。與有些穆斯林學者在自殺式炸彈問題上模棱兩可的態度不同，他明確譴責自殺式炸彈，認為這是一項自殺行為，也是對非戰斗人員的殺戮，是伊斯蘭教傳統中一貫被禁止的，是比謀殺更為惡劣的行為。

對于流行的伊斯蘭恐懼癥，拉馬丹指出目前的穆斯林與西方都懷有一種共同的、危險的恐懼，就是認為自己可能成為對方的犧牲品：穆斯林認為西方任何的行動都是受對伊斯蘭教根深蒂固的仇恨所驅使，西方則指責穆斯林打定主意要摧毀西方的價值和“自由”，他們的行為都是因為對西方的仇恨和排斥所致。

從這個角度來說，引發伊斯蘭恐懼癥的因素不僅僅是現實經濟政治方面的憂慮，更可能是來自于歐洲人對于穆斯林移民異質的信仰方式、生活模式的直觀感受，來自于被他者征服的恐懼。確實，如果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除過今天的難民危機，伊斯蘭信仰者在歷史上從未被迫經歷過大規模的流散。即便全球人口流動如此頻繁，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早期穆斯林沖出阿拉伯半島之后最早征服的區域還是今天穆斯林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這一歷史特性決定了穆斯林可以固守宗教的核心內容，在信仰和生活方式上呈現出某種一致性和統一性。但是，全球化和現代通訊技術的進展，還有國際政治的巨大動蕩，正在創造一種與以往任何時代不同的流散，并模糊著宗教共同體的邊緣。那種曾經塑造穆斯林精神品格的一致性和統一性，在今天穆斯林世界之外的地區卻顯現出缺乏某些應對的適應力，這不僅是神學解釋上的，還是現實政治層面的。

不同團體之間日益頻繁的互動是推動人類歷史向前發展的動力，這是任何個人都無法阻止的。很多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并沒有囿于征服還是被征服這樣二元對立的觀念框架之中，也沒有像一些右翼政客那樣，把歐洲與穆斯林全然對立起來。在歐洲國家和穆斯林團體雙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如果假以時日，穆斯林移民在歐洲的社會適應或許會逐漸得到解決。但是，近幾年來穆斯林世界的失序一方面使得激進思想和極端主義組織快速發展和蔓延，一方面又讓大批的穆斯林流離失所，而與之毗鄰的歐洲成為這些人心目中最好的去所。對有些人來說，穆斯林移民和難民的到來似乎預示著穆斯林正在以一種悲情的方式再次征服歐洲。實際上，與歷史上征服與被征服相比，今天不論是衰弱的歐洲，還是家園已毀的穆斯林，他們所面臨的并非如何互相征服，而是如何互相接納。

當年穆斯林勝利者在西班牙建造了宏偉的阿爾罕布拉宮，那些銘刻在宮墻和門楣上的話語至今依然可見：“除神之外，別無勝者”（Wa-la galib, illa Allah）。不論昨日還是今天，不論東方還是西方，今日歐洲與穆斯林關系問題上面臨的困境似乎都在表明：不論征服還是被征服，似乎都不過是對這句話的一個短暫而俗世的注腳。

文/王宇潔 來源：《文化縱橫》201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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