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1962年的新疆邊民外逃事件——伊塔事件，三十多年來，無論是蘇聯、西方，還是中國的學術界和歷史學家，由于有關檔案材料的缺乏，對這個問題或未能 展開比較深入的論析，或是只能通過推斷進行討論?，F根據筆者與東方歷史學會沈志華先生在新疆自治區和伊犁自治州檔案館查閱的材料，以及對當事人和知情人士 的采訪錄，對此事件進行新的探討。

一、歷史根源：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及邊境問題

蘇聯對新疆，特別是伊犁地區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方面化的影響，可以遠溯至沙俄時代。早在1851年，沙皇政府就通過迫使清政府簽訂《中俄伊犁、塔爾 巴哈臺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貿易圈、通商免稅、設立領事館、領事裁判權等特權，將其經濟勢力迅速擴展至中國新疆的天山南北。此后，沙皇 政府通過與清政府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界約，侵吞了中國西部邊疆的大片領土。

沙皇的軍隊還曾于1871年進犯伊犁，而且駐軍固爾扎（今伊寧市）達十年之久。沙俄的這種侵略行徑造成了新疆伊犁、塔城地區歷史上的民族遷徙和分離。 1881年2月《中俄伊犁條約》簽訂前后，由于沙俄政府的策劃和裹脅，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時，該地區13萬余中國維吾爾、回、哈薩克等族居民，已有7萬人左 右“遷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五年內，伊犁各族民眾被脅遷而去者竟已十之六七，達10余萬人。

由此，伊犁境內的各民族，特別是哈薩克、柯爾克孜、維吾爾等民族，與沙俄境內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緣上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有著共同的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在經濟、思想和文化上保持著長期并且是極為緊密的聯系。

上述這種狀況，為以后蘇聯在新疆，特別是在伊犁的特殊地位的形成奠定了歷史基礎。

首先，蘇聯長期以來關注新疆，雖然其政策時有變化，但始終不忘對新疆，特別是對伊犁施加政治影響。其次，蘇聯通過發展蘇新貿易和蘇僑企業，不斷加強對新疆 的經濟滲透和經濟影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蘇聯對新疆，特別是伊犁，有著深厚的思想文化影響。如果說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可以因政策改變而消除，那么思想文 化的影響則是難以揮之即去的。蘇聯對新疆思想文化方面的影響，突出表現在文化教育事業上。在伊犁地區，從三區革命時期起，中小學少數民族學生所使用的教材 就是蘇聯版本的教科書。這種情況在新中國成立后繼續沿襲下來。1950年3月，時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賽福鼎參加中蘇條約談判回國途經阿拉木圖時，曾 要求蘇方為新疆少數民族提供中小學課本。蘇聯即把他們的學生課本直接翻印后交給中方，而通用的蘇聯課本上寫著“祖國是蘇聯”、“首都是莫斯科”等等，甚至 把新疆說成是“東土耳其斯坦”。如此，新疆三區少數民族的中小學生上學伊始，實際上接受的即是蘇聯的國民教育。這種教材直至1958年才全部得到更換。

由于民族語言的翻譯工作薄弱，民族文字的刊物極少，致使伊犁等地區的民族群眾在既不懂漢文，又看不到本民族文字書報的情況下，只有去看蘇聯提供的大量斯拉 夫文的報刊雜志。塔城地區直至1959年，還有蘇聯的書報、雜志68種。此外，在50年代，蘇聯方面還通過新疆各地的蘇僑協會，利用各種手段大力宣傳蘇聯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強對中國邊民灌輸“蘇聯優越”的思想。蘇僑協會并開辦蘇僑學校，建立青年夜校，組織蘇籍干部學習蘇聯的報刊文件和國家建設的方針 政策，等等，加強對蘇僑青年、干部的思想控制。

如此10余年蘇聯教育和思想文化宣傳的結果是，直到60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區少數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蘇聯、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國是什么國家、 北京是哪個國家的首都；在25歲以上的知識分子中，許多人認為“蘇聯是自己的祖國”，而“中國是自己的第二祖國”；在民族干部和群眾中還有人說：“中國沒 有烏茲別克族，我是蘇聯人，我的黨是蘇聯共產黨，我的祖國是蘇聯，我要回蘇聯去?！边@種對祖國觀念混亂、淡薄的狀況，致使伊犁州黨政領導機構不得不在伊塔 事件之后對全州進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講“一個黨——中國共產黨，一個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條道路——社會主義”，加強對少數民族的愛祖國的宣 傳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國的領土，維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國的少數民族之一，不是蘇聯人；宣傳祖國的偉大和做中國人的光榮。

說到伊塔事件的歷史根源，還有必要說明一下伊犁地區中蘇邊境的歷史狀況。伊犁州與蘇聯接壤的邊界線長約1500公里，在此漫長的中蘇邊界上，基本情況是有邊無界，有邊無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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