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三個月的時間里，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各自利用同外賓談話的機會，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爭取在邊界談判中掌握主動。但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在“放空炮”的同時，開始向中蘇邊界地區增兵，繼1963年7月蘇蒙簽訂《關于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蘇軍再度進駐蒙古之后，1966年1月蘇蒙又進一步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蘇聯由此將對中國進行武力威脅的前哨推進到了距中國首都北京只有幾百公里的地方，這樣就使中國感覺受到了直接的軍事威脅。

隨著蘇聯對中國軍事壓力的逐漸加強，蘇聯開始在中蘇邊界不斷制造事端。從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蘇方挑起的邊境事件達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間增加了一倍半。中蘇邊境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了。

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在中蘇邊界東段界河烏蘇里江上，蘇聯邊防軍一再挑起嚴重的邊界糾紛，中國的珍寶島和七里沁島又成為邊境沖突的焦點。1966年至1968年初，中蘇雙方在這一地區的沖突由口頭爭辯發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毆，直至蘇軍以棍棒毆打中國邊防人員。1968年1月，蘇軍又進一步動用裝甲車在七里沁島上沖撞中國邊民，撞死、壓死中國邊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蘇邊防軍頻繁出動裝甲車、卡車運載攜帶武器的軍人登上珍寶島，攔截、毆打巡邏的中國邊防軍人；1969年2月7日還發生了蘇軍用沖鋒槍向中國巡邏隊方向點射的嚴重挑釁事件。中蘇邊界事件不斷擴大，終于在1969年3月爆發了珍寶島地區的較大規模的武裝沖突。中國軍隊通過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保衛了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有力地抗擊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權主義政策。

沖突升級的緣起

中蘇邊界沖突逐步升級，演化為珍寶島較大規模的武裝沖突，是兩國關系日趨惡化在邊界問題上的必然反映。在這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面對蘇聯日益嚴重的軍事威脅，特別是不斷在中蘇邊境地區制造的事端，毛澤東從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出發，自1960年代中期起即開始考慮對中國的對外戰略進行調整，并把中蘇邊界問題也放入其對外總體戰略的思考當中，進而將邊界問題作為對美關系緩和、聯合世界各種政治力量重點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突破點，通過充分發揮邊界問題的制衡作用，完成對外戰略目標的轉移。

1960年代初，在美蘇夾擊的嚴峻形勢下，毛澤東改變了聯蘇抗美“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逐步把“蘇聯修正主義”也確定為中國反對的對象，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在“反帝”和“反修”的力量分配上，毛澤東雖然仍將側重點放在反帝統一戰線上，明確提出主要斗爭對象是美國，但是對美帝國主義對中國構成威脅的看法已開始發生變化。在毛澤東看來，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中最強的，也是最弱的，因為它“手伸得太長”，占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就如同“十個指頭按十只跳蚤，結果是一個也抓不到”。1961年5月美國對越南南方進行“特種戰爭”以后，1962年毛澤東在對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分析形勢時即曾指出，在東南亞進一步出兵，美國也沒有出路，把中國、北越和其他東南亞國家都鬧起來了，他吃不消。“東京灣事件”發生，美國對越武裝干涉升級之初，1964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對越南領導人黎筍分析美國攻打越南北方的問題時談道：看來美國、越南和中國幾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來。并贊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采取巧妙辦法，不去惹美國的決定。在對美國是否會打中國這一問題的認識上，毛澤東針對有人提出的“在短期內蘇聯是美國的主要敵人，長遠看中國是其主要敵人”的說法指出：帝國主義是實用主義者，長期對他們來說不那么重要，太久了。美國要打中國就得拉日本等國，日本不參加，美國就不敢打。

1965年3月美國進一步擴大越南戰爭，同時對中國云南、廣西和沿海地區實施海空騷擾，在客觀上構成了對中國的戰爭威脅。4月2日周恩來請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向美國總統約翰遜轉達中國政府的四點立場：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中國說話是算數的，所承擔的國際義務要履行；中國是做好了準備的。中國的這些政策既是謹慎的，又是有準備的；如果美國把戰爭強加于中國，不論來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內，它將進得來，出不去。

對此，雖然由于美方推遲了阿尤布·汗的訪問，中國未能直接從約翰遜處獲得答復，但是約翰遜關于在越戰升級中美國無意侵犯和轟炸中國，無意侵犯和推翻北越政權的意思，卻通過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中的美方代表明確地傳達給了中國。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要求弱化同中國對抗的輿論也愈益廣泛，反戰情緒不斷高漲。在勃列日涅夫政權趁美國陷入越戰困境之機加緊向外擴張，形成與美爭霸的咄咄逼人的形勢下，美國認識到蘇聯是對其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脅，也開始考慮聯華遏制蘇聯，從而對中國做出了種種松動國家關系的姿態。這些跡象都受到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的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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