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自196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重點反對赫魯曉夫集團的反修統一戰線的分量不斷加碼。面對蘇聯構筑的對華戰略包圍以及中蘇邊界地區蘇方的軍事重壓，毛澤東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統一戰線的國際戰略策略的同時，實際上就已經開始注意將中蘇關系與國家安全利益、與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結合到一起進行思考，著手在對兩條戰線的作戰中將主要矛頭逐漸轉向蘇聯。毛澤東在1963年和1964年會見外賓的談話中，一是反復強調赫魯曉夫的蘇聯“有核武器，又是大國，又是社會主義國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彈在美國和蘇聯，“他們經常拿在手上晃著，嚇唬人”，而中國即使研制出原子彈，“同美蘇比，還是十個指頭中一個指頭也不到”；一是不斷提出蘇聯攻打中國的問題，指出蘇聯在壓中國屈服的各種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還有打仗”這一條。毛澤東還多次在會見外賓時提出：“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派兵占領新疆、黑龍江，打進來，甚至內蒙古”，“有可能沒有可能”？并表示對此“我們要準備”。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針對越南戰爭升級做出了準備打仗和加強三線地區建設的重大決策。1965年9月2日國家計委重新草擬了以備戰為中心的“三五”計劃安排情況匯報提綱，9月18日至10月1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批準了“三五”計劃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的基本方針。由此，中國經濟建設的中心便從解決吃穿用轉變為備戰。事實上，這種變化并非只是對美國升級越戰的反應，其中已含有極大的對蘇備戰的成分。在毛澤東看來，蘇聯與美國一樣也是一只大紙老虎，嚇唬不了人，中國“從來就不接受強大力量的威脅”。毛澤東要與蘇聯抗爭到底。

對于中國國內和中共黨內的形勢，毛澤東也做出了更為嚴峻的估計。他認為黨內已經有了赫魯曉夫的人，他們等待時機，總是想復辟，而全國想復辟的地主資產階級已有3500萬人。隨著反對修正主義斗爭的深入，毛澤東已經開始把階級斗爭的重點轉向黨內，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還特別強調“要警惕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并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于是，在對外戰略的重點從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轉向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同時，毛澤東也把國內階級斗爭的重點從防止美國的和平演變轉向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的重演，并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在中蘇關系繼續惡化的過程中，1968年蘇聯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國立即指出蘇聯已經走上了社會帝國主義的道路。蘇聯霸權主義的行徑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在他看來，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不只是“放空炮”的問題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已經取代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位置，成為中國及全世界各國的頭號敵人。這樣，中國與美國在國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的語言，有了可以聯手抗衡蘇聯的基礎。此后不久，蘇聯在中蘇邊境地區制造的邊界沖突自然就促使毛澤東在重新劃分世界政治力量、對反帝反修戰略策略思想進行重大調整時，把中蘇邊界問題也列入其中，并開始考慮如何充分發揮邊界問題的制衡作用。實際上，1964年在邊界問題上“放空炮”，不過是毛澤東利用邊界問題的緊張空氣，在中蘇外交談判中爭取主動權的策略。而至1960年代末，面對蘇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頻繁挑釁，邊界沖突的不斷升級，毛澤東提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問題，其考慮就更加深遠了：就解決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而言，有利于穩定混亂的局面；就國際斗爭而言，則更有利于讓全國人民認清對中國的威脅究竟來自何方，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國對蘇聯的侵略性及中蘇關系現狀的關注，有利于在國際緊張局勢的壓力下調動國內一切積極因素，造成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巨大聲勢。正是在這個時刻，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在1969年春著手籌備召開“九大”。鑒于中國共產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針，提出新的任務和方向，因此召開“九大”所選擇的時機就顯得特別重要。顯然，毛澤東關于國內國際戰略的調整方向已經確定，而且即將公諸于世了。如此看來，珍寶島事件發生在中共“九大”召開之前，即已說明這不是一次單純的邊界沖突事件，而是有著重要歷史背景的。

中國對于蘇方不斷挑起的邊界事端，的確有一個忍讓、準備和反擊的過程。反擊是必定的，問題就在于時機的選擇。七里沁島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軍委電示沈陽、北京等有關軍區，加強中蘇邊界東段邊防警戒的重點部署，邊防部隊要嚴格遵守針鋒相對，后發制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并要求邊防部隊注意選擇政治上有利的時間、地點和情況，事先做好準備，多設想幾種可能，擬定行動方案，有重點、有計劃地打擊蘇軍的挑釁，力爭做到“不斗則已，斗則必勝”。同時強調邊防斗爭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爭，邊防上每一行動都要考慮全局，按政策辦事，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這樣，從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沖突程度的嚴格控制及調整下，中國邊防軍在蘇聯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應，始終采取了忍讓和克制的態度。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龍江省軍區才提出了珍寶島地區反干涉斗爭的方案，設想以3個連左右的兵力參加該地區的斗爭，以一部兵力上島潛伏，并在珍寶島附近的公司邊防檢查站設立指揮所。對此，沈陽軍區基本同意。2月19日總參謀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總參在給沈陽軍區和黑龍江省軍區的復電中要求要選擇重點，預有準備地堅決予以自衛還擊，速斗速決，不予糾纏。周恩來還強調對蘇邊防斗爭“既要掌握好進行政治斗爭的邊防政策，又要準備好重點進行自衛反擊斗爭以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選擇珍寶島作為自衛反擊的重點。這樣至2月末，中國方面已對在珍寶島地區進行自衛反擊問題做了周密的安排。3月2日中蘇珍寶島武裝沖突終于爆發。

珍寶島事件發生后，蘇共給東歐黨發出的內部情況通報反映出，蘇方對中方行動的最初反應是目瞪口呆，而且滿腹狐疑。通報還說，情況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國政府已做了長時間的準備。盡管蘇聯的這個通報不乏消除東歐各國在蘇侵捷后產生的恐懼感的成分，但蘇聯軍方對中國的反擊缺乏準備還是事實。然而，根本的問題并不在于沖突的雙方在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準備，也不在于誰先開了第一槍。畢竟，珍寶島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蘇邊界長期沖突的繼續，是中國對蘇聯不斷挑釁的反擊，而且事件發生在中國的領土上。作為歷史研究的著眼點，關鍵問題在于這次事件選擇的時機，在于一次小小的邊界事件在中國和國際上引起的轟動效應，它表明中蘇邊界爭端已成為中國對國際戰略問題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構成了中國調整對外戰略策略的一個關鍵性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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