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人為中國的經濟走向感到擔憂了。以國有企業為核心的政府部門大量增加投資，但不僅不見經濟效果，而且惡化經濟環境。大量投資流向了房地產，在抬高房價的同時也大大增加了企業的成本，迫使很多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逃離一線城市。民營投資大減。民營企業原來已經占據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但現在出現逆轉，民間資本以加速度流出國外。這當然不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在民間資本流走的同時，中國的中產階級也隨之減少。中產階級所面臨的巨大困境是最近的重大話題。

政府鼓勵創業，也出臺了大量優惠政策來配合，希望通過創業和技術革新來促成經濟轉型和提升發展質量。不過，諸多政策已經導致了大量的政策尋租行為，甚至公開地套取或者騙取政府基金；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有形的結果。實際上，技術創新是個長期的積累過程，并非通過運動方式所能實現的。

西方唱衰中國經濟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不過，西方一些人唱衰中國經濟，只是看到中國經濟的表象，對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并不了解。如果了解中國經濟，不難看到，中國的經濟基本面其實是非常好的，至少很少有國家可以和中國相比。中國已經經歷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源的質量也不是其它發展中國家所能相比的，例如中國每年培養出數以百萬計的工程師。在以往的經濟“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和外貿中，只有外貿受國際經濟大環境的影響，不可避免在下行，其它兩方面的情況不是那么糟糕。國內仍然具有巨大的投資空間供進一步的投資，而社會消費更是在增加。

為什么會出現今天這樣的經濟情況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令人擔憂的局面？這里的因素當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莫過于意識形態這個因素了。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構架內，在一定的情況下，政治因素甚至會比所有經濟因素產生更大的作用。概括地說，今天的經濟局面就是經濟生活的意識形態化所造成的。

在當代政治家中，對意識形態對經濟的影響，鄧小平的理解最為深刻。（另一個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他曾經說過，每一個經濟問題背后都有政治原因。）意識形態經常給經濟政策造成巨大的困局。首先，意識形態，尤其是作為一種信仰的意識形態，往往是形而上學的，一旦要落實到具體的政策，就很難講清楚，甚至完全講不清楚。

鄧小平足夠坦誠，他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承認意識形態說不清楚，這里指的是當時市場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討論。所以，鄧小平就把市場視為是一種沒有意識形態的工具或者技術手段，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的手段。實際上，大多數制度在其產生之時本來就不是意識形態，只是后來被意識形態化的。

意識形態很難指導經濟政策

其次，意識形態很難作為經濟政策的指導。從社會學科來說，這很容易理解。社會科學的理論是由一系列假設組成，所以哲學家卡爾波普強調，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是開放性的，需要以新的證據來證實或者推翻。在具體經濟政策層面，這就要求人們實事求是，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意識形態，而不是削足適履，用意識形態去指導具體政策。

經驗地說，也不難發現，凡是用意識形態治理經濟的，國家就發展不好；凡是本著實事求是的，經濟發展就健全。這在任何地方都適用，包括西方。西方工業革命之后，逐漸形成了階級，今天的左、右派都有非常強烈的意識形態，表現在政治上基本上就是左右派之分；兩派越來越分化，并反映到了經濟政策上，兩派不能達成任何共識，互相否決，造成了治理危機。

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層走出了意識形態爭論的困局。之后的政策非常成功，中國經歷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競相大發展的階段，中國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成為國際經濟的有機部分。

但是，現在中國又再次走入了意識形態之爭，有關方面不僅沒有阻止得了意識形態的分化，而且更以不同方式推動著意識形態的爭論。結果又如何呢？前些年中國在爭論中國是否會陷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但如果就意識形態而言，中國早已經陷入拉美化，那就是左右分野越來越甚，極右和極左并存。這也可以理解，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極左必然會導致極右，極右也必然會導致極左。

拉美社會總是在極左民粹主義的統治和極右民粹主義的統治兩者之間搖晃，永遠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套用李光耀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每一種經濟現象背后必有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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