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合同除了擬定獎金激勵，還規定了為退休或殘疾士兵支付撫恤金，以及包括了許多事無巨細的具體激勵條款：“強攻需要支付額外一個月的薪水是個普遍的約定……第一個登上城墻的人會獲得大量的現金回報。”從本質上說，數百年前的雇傭兵合同與我們現在簽訂的勞動合同并無不同——“前人死了，無論是壽終正寢還是死于非命，后來者就需要了解情況，學會進入狀態，包括合同簽訂和履行。同樣，舊的城邦消亡了，新的又出現了。周而復始，有的在共和時代，有的在專制統治時代，有時是政權更迭導致。動蕩的政局造成了對這種合同軍事人員雇用和保有的持續需求，合同技術也理所當然在演進”。

合同雙方在競爭性環境中的重復博弈產生了聲譽效應，增加了合同的確定性與穩定性，雙方都有所贏，并讓雇傭軍團先轉為半常備性，最終演變為常備制度。傭兵厭倦了不確定、不固定、分心、令人厭煩的集結，為下一戰季尋找合同，以及通常居無定所的生活。這時，城邦為了換取士兵的忠心服務而采取長期制度安排所提供的收入、身份和連續性，就變得具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伴隨著軍事組織更大的連續性和持久性，強調紀律和對國家的忠誠，在長期服務軍團中開始形成層級結構，也蘊含培訓和技能提高，向職業化的實質性邁進”。威尼斯在15世紀向意大利西部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時，所需要的主要兵源從騎兵部隊轉變為依托野戰工事的守備部隊以及配套的工程、設計和大規模防御工事建設的技術人員，甚至還有專業化的主計官、軍需官和運輸官。類似的是，冷戰結束后北約各成員國減少對大規模武裝力量的需求：與義務兵役部隊相比，志愿兵役部隊更具戰斗力、更能節省成本，而且操控更為復雜尖端的武器裝備自然而然地需要更穩健、成熟和長期服役的職業化部隊——志愿兵役因此更受歡迎。

施里芬計劃與經濟學原理

事實上，在兩位作者所舉的六個例子之外，軍事愛好者所熟知的“施里芬計劃”，足以囊括書中使用的六個經濟學原理。

德軍總參謀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制定的施里芬計劃，希望利用俄、法兩國總動員速度的差異，在日后陷入雙線作戰態勢時，先在東線以1/8的兵力防守俄國入侵，并盡可能地集中7/8的兵力在西線包抄進攻法國，計劃用六個星期擊敗法國后、將軍隊盡速調至東線以迎擊俄國的反擊。這一驚人而大膽的計劃，簡單得近乎天才但又充滿風險，它的付諸實施讓薩拉熱窩的一顆子彈引發了“戰爭中的戰爭、最后一場戰爭、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極大地重塑了整個世界。

對施里芬計劃的堅持，必然使德國將其資源用于單一的方向：對法作戰的速戰速決導致德國救不了其主要的同盟國奧匈帝國，德國的資源也不足以從陸地上入侵俄國或者建立一支能與英國相媲美的海軍。在兩位作者看來，“所有這些實際發生的情況都不意味著德國的決策者錯了，它僅意味著他們在選擇一個選項的同時不得不放棄其他選項”，這就是機會成本原理。

德國的決策者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戰爭”是比“不開戰”更廉價的選擇，如果早日開戰，戰爭的收益將超過風險和成本，拖得越久情況越糟。此外，他們還認為將法國卷入戰爭也不會提高德國的成本，既然法國必然會幫助其盟國俄國，所以能夠選擇的并不是能否選擇法國為敵國，而是應否先攻打法國。在這兩點上，德國人實際上采用的是權衡其行動潛在成本和收益的原理。

要使施里芬計劃生效，我們可以說德國的領導層不得不進行一系列的替代：擊敗法國和俄國是突襲英國的替代，采用地面力量作戰是海軍的替代，速度是時間的替代，這就是替代原理的運用。

德軍在西線投入更多的部隊，未必能相應帶來更多的優勢。補給、陣型與地形都可能會抵消進攻方的數量優勢。增加的部隊越多，在軍事上能額外產生的益處卻越來越少，這正是經濟學家所說的邊際收益遞減原理。

德國基于某些不完整或不準確的信息發動戰爭：一方面，德國認為如果德俄戰爭爆發，法國將會進攻德國，但現有證據表明，這可能不會發生；另一方面，德國相信英國將不會加入戰爭，或者說即使英國很清楚地表明會介入，德國政府依然選擇不相信這點，以致德軍在比利時遭遇英軍遠征軍時大為震驚，這些都是不對稱信息原理的例子。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如何用經濟學原理解釋千年戰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