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五年來，美國的“再平衡”戰略一直飽受詬病，實質上折射出美國戰略調整的困境，印證了美國已從唯一超級大國蛻變為特殊大國，淪為一個搖擺的力量。美國“再平衡”源于戰略焦慮，主要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三個層面鋪開。“再平衡”戰略出現了美國“重返”亞太政策的軍事化，這將損害美國分享亞洲地區經濟紅利的機會美國的“再平衡”戰略或為其盟友利用，增添了美國的戰略負擔。美國越來越多地介入南海事務，成為南海爭端的“第三方”。囿于美國決策者抱殘守缺，試圖以20世紀的方式來應對21世紀的問題，“再平衡”戰略的出發點、動機和方式均存在嚴重瑕疵與漏洞，加上推行過程中還受到國內外因素的嚴重掣肘，影響這一戰略的變數甚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說明了美國將難以擺脫其戰略困境。而且中東與烏克蘭危機都會分散美國的注意力。或許美國會逐漸認識到，在沒有外來主導的情況下，亞洲國家有能力、有智慧塑造和構建一個互利共贏的新秩序。
【關鍵詞】再平衡戰略；美國對外戰略；中國夢；中關新型大國關系；亞太安全
美國的“再平衡”戰略是奧巴馬政府外交“新政”的標識，旨在發揮巧實力、選擇“多伙伴”，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然而，美國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Chuck Hagel)卻說，美國的“再平衡”戰略被誤讀了。
這不禁讓人生疑：該戰略被誰誤讀了？怎樣誤讀的？更值得思考的是，一個如此重要的戰略被屢屢誤讀，恐怕說明此戰略本身的確存在嚴重漏洞。五年來，飽受詬病的“再平衡”實質上折射出美國戰略調整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美國已從唯一超級大國蛻變為特殊大國，淪為一個搖擺的力量。
在冷戰期間．美國除了自身力量如日中天外，還通過“馬歇爾計劃”向盟友輸血以換取支持。正是仰仗歐洲與亞洲盟友鼎力相助，沖鋒陷陣，分攤負擔，其霸權才得以維護。但在“后危機”時代，美國元氣受傷，其盟友內困連連，自顧不暇，美國獨木難支。在此背景下。美國雖然大肆宣稱要“重返”亞洲，但其“再平衡”戰略先天不足，缺陷明顯，效果不彰，前景暗淡。
一、以“再平衡”重新定義美國的亞太戰略
奧巴馬2009年以“變革”為口號入主白宮，在外交上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為美國的亞太戰略重新定調。然而，字斟句酌后拋出的一系列口號：從高調宣稱“美國回來了”，到“重返”，到“轉向”亞洲，再到“戰略重心東移”，爭論始終如影隨形。2012年以來，奧巴馬政府從策略上進行了調整，代之以“再平衡”，并強調美國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洲．有意淡化“重返”之說。
2011年11月．美國在夏威夷主辦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隨后奧巴馬出訪澳大利亞并前往印度尼西亞出席東亞峰會，成為參加東亞峰會的首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講時宣稱，美國是“太平洋大國”，將留駐亞太。“作為總統，我做出這樣一個戰略決定——作為一個太平洋國家，美國將堅持核心價值觀和盟友的密切伙伴關系，在重塑該地區及其未來方面，發揮更大、更長久的作用。”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亞太再平衡”戰略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為美國“重返”亞洲的積極鼓吹者和推動者，在亞洲刮起一陣“希拉里旋風”。2009年希拉里上任伊始，即打破傳統，首次正式出訪便前往亞洲，高調宣布：美國回來了，并表示奧巴馬政府要告訴亞洲國家，美國不再專注于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場戰爭，而是希望擴大并強化與亞洲國家的伙伴關系。
希拉里還反復強調，2l世紀是“太平洋世紀”，太平洋世紀必定是“美國世紀”。隨著伊拉克戰爭走向結束、美軍在阿富汗開始向阿方轉交安全職責，美國的外交重點正在發生變化。而隨著亞太地區逐漸成為21世紀全球戰略與經濟重心，也將成為美國外交戰略的重心，美國外交在未來十年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亞太地區增大投入。
2012年1月5日，美國國防部發表《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l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報告。奧巴馬“深入參與”了該報告的討論過程，還親自作序。奧巴馬在該報告發布式上講話說，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后正處于“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做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他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
該報告主張縮減陸軍規模，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力量，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美國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到2020年，美國60％的戰艦要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區。除此之外，美國防部長哈格爾宣布，將在2020年把60％的全球海外空軍力量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區。
2012年11月15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托馬斯·多尼倫(Thomas Donilon)闡述了美國“重返”亞洲的五大要素，包括：(1)加強與亞太地區安全盟友的關系；(2)強化與新興力量如印度之間的現有關系；(3)建立全球與地區機制；(4)尋求與中國建立穩定與建設性的關系；(5)建設地區經濟架構。
然而，多尼倫的這五大要素并未消除人們對“再平衡”的擔心。這是因為該戰略的軍事彩色過濃，讓其他要素相形見絀。
奧巴馬2013年進入第二任期后，內閣重組。約翰·克里(John Kerry)接替希拉里·克林頓出任國務卿。這是16年來美國第一位白人男性國務卿；共和黨人哈格爾出任國防部長，蘇珊·賴斯(Susan Rice)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為打消外界對“再平衡”命運何去何從的疑慮，美國政府表示“再平衡”戰略將緊抓不懈。2013年11月20日，賴斯就美國的“再平衡”問題以及美國的亞太戰略發表了講話，特別強調“亞太再平衡”戰略為奧巴馬對外政策的“基石”。美國政府的目標是，要強化安全與繁榮、推廣民主和促進人的尊嚴。美國將繼續推進其“再平衡”戰略，到2020年把美國60％的軍艦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區，太平洋司令部將擁有絕大多數最先進的技術力量。在談到與中國的關系時，賴斯表示，美國將使與中國的合作性新型大國關系“操作化”。特別是要處理好那些無法避免的分歧。
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丁·登普西(Martin E．Dempsey)認為，美國“再平衡”戰略有三個“更多”：即對該地區投入更多興趣、有更多參與、投入更多人員及裝備。
2013年7月22日，美國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丹尼爾·拉塞爾(Daniel Russel1)表示，美國將繼續全力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他認為這一戰略有三大重點：一是要將美國在該地區的聯盟關系現代化并升級，二是積極參與并投資區域組織的活動，三是要同本地區的新興國家建立更好、更強勁的關系。拉塞爾還列舉奧巴馬政府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所采取的諸多行動，例如加強與澳大利亞、日本、韓國、泰國和菲律賓等五大盟友的關系；加強同亞太地區性組織的聯系，積極參與東盟首腦會議及部長級會議、太平洋島國論壇等區域性合作組織的會議；加強同中國等新興國家的溝通與交流等。
總的來看，美國的“再平衡”戰略主要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三個層面鋪開。在政治層面，美國全面加強與老盟友、新伙伴的關系，積極參與區內各種多邊機構的活動。奧巴馬上臺后，明顯拉近了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傳統盟友的關系，同時也拓展了與印度、新加坡、越南等國的關系。希拉里·克林頓2011年年底訪問了緬甸，這是美國國務卿50年來首次訪問緬甸，被稱為“破冰之旅”。2012年11月19日，奧巴馬接踵而至，成為對緬甸進行歷史性訪問的首位在任美國總統。這體現了希拉里·克林頓提出的美國“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 deployeddiplomacy)”思想，即美國已經不滿足于在海上亞洲保持主導地位，進而向陸上亞洲進行滲透，外交部署要向前沿推進。希拉里指出，為適應不斷變化的亞太形勢，美國將遵循六個關鍵的行動方針：加強雙邊安全聯盟；深化我們與新興大國的工作關系，其中包括中國；參與區域性多邊機構；擴大貿易和投資；打造一種有廣泛基礎的軍事存在；促進民主和人權。
在經濟層面，美國對在亞洲“出口安全，收獲赤字”的狀況不滿，一直想打開亞洲盟國的市場，為美國產品尋求更多出路。為應對金融危機，奧巴馬曾提出“出口倍增”計劃．希望向亞洲出口更多產品，增加國內的就業機會。為此美國采取了以下幾個步驟：2011年批準了與韓國的自貿協定；力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要在亞太地區打造一個“高質量和具有約束力”的經貿框架，這是一個排除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旨在掌控未來規則制定的主導權。2013年3月11日，多尼倫在亞洲協會說，美國經濟“再平衡”的核心就是TPP，稱其“既是經濟目標，同時也是戰略目標”，它“絕對明確地闡述了美國要在亞太地區長期存在的戰略承諾”。
顯然，美國一方面想分享亞洲經濟增長的紅利，另一方面卻千方百計地把持亞太地區經貿機制安排的主動權，擔心大權旁落。
軍事是美國的優勢領域。也是美國“再平衡”戰略上功夫下得最多、動作最迅速、影響最大的方面．正因如此，“再平衡”戰略被涂上了厚厚的軍事色彩。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尋求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更廣泛、更靈活、更持久”，在針對朝鮮保持軍事遏制的同時，加強在東南亞、澳大利亞的軍事存在，并通過培訓與演習來增強其盟友及伙伴國的軍事能力。自2011年起，美國在日本本土、沖繩、韓國、關島、澳大利亞、菲律賓、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緊鑼密鼓地進行了軍事調整和部署，美國海軍陸戰隊進駐達爾文基地．美軍大批最先進的武器裝備調往亞洲。例如，美國的導彈防御系統、“猛禽”戰斗機、“魚鷹”運輸機、“全球鷹”無人偵察機、F一35戰斗機以及瀕海戰斗艦、核動力潛艇等，都在加緊部署或者即將部署在該地區。美軍制定了“空海一體”戰略，以應對所謂中國的反介區域拒止，并與亞洲盟友舉行頻繁的軍事演習，以提高兩棲作戰和協同作戰能力。
美國熱衷于在亞洲展示肌肉，渲染亞洲地區的安全缺失，其目的是為威懾潛在對手，控制盟友，積極推銷其戰爭產業與先進武器裝備。亞太地區目前是美國武器的第一大客戶。美國在太平洋地區軍事演習的次數與規模均不斷擴大，實為軍火博覽會。日本、韓國等已爭先恐后地簽下不菲的訂單。美國以“援助”或“銷售”的方式，向“友好國家”提供武器，名利雙收。同時，美國還改變方式，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興師動眾地建設新的大型永久性基地，而是尋求與盟友及伙伴國協作，比如通過參加聯合軍演、訓練和行動，確保其對伙伴國港口、機場和其他軍事設施的準人權，加強了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此舉既減少了成本和政治阻力，又籠絡了伙伴。
美國與Et本之間的軍事合作有增無減。2013年1O月3日，美國國務卿克里、國防部長哈格爾在東京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It—sunori Onodera)舉行安保磋商委員會(“2+2”)會晤．加強美軍與日本自衛隊的防衛合作，應對“21世紀威脅”。雙方定于2014年年底前制定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這是17年來首次修改該協議。根據協議，美國將在2014年向日本派駐“全球鷹”無人偵察機，在京都府部署第二部x波段雷達，加強情報收集。而美軍和日本自衛隊將強化合作，包括人員培訓和聯合演練，特別突出“奪島”科目，針對中國的成分不斷增加。由此可見．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不光停留在El頭上，而且體現在行動上。美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后，開始緊鑼密鼓地向西太平洋轉場和重新部署，這使該地區的一些爭端要么被“解凍”，要么惡化，大大增加了亞太地區的緊張。
二、美國的戰略焦慮是動因
美國“再平衡”源于戰略焦慮。進入21世紀之后，美國一直在對付現實威脅與長遠對手之間徘徊。過去十多年來，美國打了兩場戰爭，恐怖主義依然還在。而另一圖景是全球力量對比迅速變化．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性崛起，正重構世界政治經濟安全版圖。在目睹世界其他力量崛起的同時。美國自身卻因國內極化政治、經濟復蘇緩慢、債務纏身、預算掣肘等因素而步履維艱。在遭受金融危機之后，關于美國是否衰落的爭辯再次出現，“后美國世界”的聲音不絕于耳，加劇了美國業已滋生的、對未來前景的不確定和對自身發展信心的缺失。
亞洲地區對美國的經濟與戰略利益至關重要。近二三十年，亞洲經濟一直保持強勁的發展態勢，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及后來的歐債危機，更加反襯了亞洲經濟的活力。工業文明以來，亞洲第一次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其國內生產總值(GDP)占全球的60％，發展勢頭銳不可當，世界政治經濟中心正在回歸亞洲。美國十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有六個在這一地區，為美國創造了數百萬個工作崗位。亞洲的人口、市場、經濟實力和潛力巨大，是美國經濟復蘇、保持增長的支撐與希望。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等新興大國的崛起和各種國際熱點問題匯集，讓美國判定2l世紀最大的機遇與挑戰都在于此。只有主導亞洲，才能塑造未來。希拉里·克林頓多次講話和撰文提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認為美國需要不斷更新以適應日新月異的世界。在這方面，奧巴馬政府以三項核心原則為指引：首先，必須與其聯盟在核心目標上保持政治共識。其次，必須確保其聯盟具有靈活性和適應能力，以便成功應對新的挑戰和把握新的機遇。最后，必須保證美國聯盟的防御能力和通信基礎設施能夠切實阻遏各種各樣的國家和非國家實體的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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