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什么要發展穿透型轟炸機

美國把戰略轟炸機分為穿透型轟炸機（Penetrating Bomber）和防區外轟炸機（Stand-Off Bomber），穿透型轟炸機能夠突入具有嚴密防空體系的敵方縱深，摧毀戰略目標，防區外轟炸機則不需要實施危險的縱深突防，在敵方防御范圍之外使用空射巡航導彈（ALCM）實施打擊。

在防區外轟炸機優于穿透型轟炸機的理論背景下，美國甚至出現了基于波音747的攜帶大量AGM-86巡航導彈載機（CMCA）的方案。

目前,在任何地區都有可靠突防能力的穿透型轟炸機只有B-2。只有在防空體系不甚嚴密的地區，B-1B才能夠實施穿透打擊，否則就只能執行防區外作戰，而B-52僅能作為防區外轟炸機使用。穿透型轟炸機代價高昂，B-2飛機單價高達9.3億美元，完成21架飛機生產的整個項目成本高達443億美元。

在防區外精確打擊武器普及化的今天，讓昂貴的有人駕駛轟炸機突入危險的敵方縱深區域，似乎是效費比很低的選擇，因為使用低成本的防區外轟炸機也能安全地完成縱深打擊任務。美國指出，在常規戰術任務中，轟炸機能以少量起降架次完成對大量目標的打擊任務，但是在這些任務中，只要戰斗機和電子戰飛機完成了防空壓制（SEAD），B-52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務。那為何美國仍然要投入近800億美元來發展和采購B-21遠程打擊轟炸機（LRS-B）呢？若從思維慣性和軍種利益的角度判斷，很難解釋該項目為何會獲得美國國防部和國會的支持。如果追本溯源就不難發現，這種選擇背后的原因——戰略轟炸機是為戰略目的而存在的，它的首要任務是核任務。

通過解析美國的核戰略和“三位一體”核威懾體系，便可以發現穿透性轟炸機的真實使命所在。

美國的核戰略

鑒于蘇聯在1949年研制成功核武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1954年的一次演講中正式提出“大規模核報復”戰略，即一旦與蘇聯發生戰爭，就利用核武器規模優勢，首先打擊摧毀蘇聯的核能力并進一步大規模攻擊蘇聯的軍隊和城市，這也就是“第一次抵消戰略”。

然而，隨著蘇聯核彈頭數量的快速增長，加上蘇聯在1957年率先試射洲際彈道導彈(ICBM)，美國開始認識到“大規模核報復”戰略的缺陷，認為需要以優勢核力量為基礎，發展能夠靈活應對不同規模戰爭威脅的能力，這種戰略被稱為“靈活反應”戰略,并成為美國核戰略的基調。

AGM-129（左）與AGM-158（右）的外形對比，注意AGM-158進氣口的隱身處理。

20世紀70年代，隨著雙方核力量的發展和博弈，美蘇之間形成了“相互確保摧毀”（MAD）的威懾穩定狀態,而且蘇聯的常規軍力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這時，美國發起了“第二次抵消戰略”，在裝備體系中應用信息技術、隱身技術和精確制導武器，謀求對蘇聯的常規軍力優勢。

1981年,美國在“第二次抵消戰略”的基礎上，進一步確立了有可能“打贏”核戰爭的思想。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美國政府“三管”齊下：通過與蘇聯削減戰略武器談判，控制需要面對的威脅規模；提出“戰略防御計劃”（SDI，即“星球大戰計劃”），以新技術攔截蘇聯最為倚重的洲際彈道導彈；大力發展新型戰略武器，如“侏儒”機動洲際導彈、B-1B和B-2戰略轟炸機以及AGM-129先進巡航導彈。

相應地，美國在這一時期制訂了利用多樣手段的靈活方案，要求在核戰爭中首先摧毀蘇聯戰略情報和指揮系統，然后打擊戰略武裝力量（主要是發射井），最后以天基導彈防御系統攔截漏網之魚的“一次打擊，確保摧毀”概念，并強調了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性。冷戰末期，美國老布什政府在制訂戰略時沒有做大的調整，而是根據條約限制和新的形勢，提出了打擊導彈發射車和蘇聯領導集團地下掩體的新方案。

從美國冷戰時代的核戰略演變可以看出，美國既不愿意也不能夠相信核威懾總是有效，出于對威懾失敗的擔憂和掌握主動權的渴望，美國始終希望能夠擁有對蘇聯的“一次打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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