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對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主動介入，是中國承擔起區域和歷史責任的一種體現。

01 “一帶一路”：動機、理念與實施方式

30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使中國從一個低收入國家轉變為中等偏高收入（upper-middle income）國家。從1980年到2010年，我國的實際國民收入（排除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的因素后）經歷了約18倍的增長，而實際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則增長了12倍。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對亞洲和世界經濟發揮巨大影響力，而同時自身卻一直處于發展中國家行列的經濟體。

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幫助中國實現一系列的政治與經濟目標。從歷史上來說，在歐亞大陸內陸的主要兩條“絲綢之路”上，以及海上絲綢之路上，中國過去主要扮演的是生產者的角色。在漢唐時代，為了保證內陸絲綢之路的暢通及中央政府對西域的管理，中國曾經相對主動地干涉中亞，但也僅限于毗鄰中國的區域。

在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后，由于中國在絲綢、茶葉等主要交易產品的生產領域具有絕對性的壟斷地位——這種壟斷地位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受到英屬印度、英屬錫蘭和日本的挑戰——使其無需考慮對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積極政策干預。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的“一帶一路”倡議，絕非是歷史上兩條絲綢之路的簡單重復，而是中國和沿線國家在政治、經濟等領域更深、更廣泛參與合作的體現。

在其起始階段，“一帶一路”倡議就提出要支持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包括幫助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資本投資率不足等。我國的輿論和社會各界都認為，“一帶一路”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合作伙伴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通過我國的投資提升伙伴國的國內需求和生產力，從而為我國開拓新的國外市場、出口剩余產能和能源原材料提供保障。這種觀點進一步認為，“一帶一路”是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我國政府為了幫助中國經濟盡早走出危機影響、克服全球性經濟疲軟的一種做法。

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如此解讀不算錯；但是，這種解讀混淆了我國目前經濟上的現實需求和我國長期以來在亞洲經濟與社會發展中起到，并試圖起到的作用，亦誤解了我國發起“一帶一路”倡議的動機。“一帶一路”確實產生于我國在經濟上的一些迫切需求，但這些需求并不僅僅起源于當前的經濟形勢，更重要的是，這些需求是基于整個亞洲的經濟發展模式及其經驗，正是這種模式形塑了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的發展。

02 “一帶一路”：中國承擔起區域和歷史責任的體現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經歷第一波經濟高速增長浪潮后于20世紀80年代開始逐漸退潮。此時，它們將低端產業轉移至亞洲發展中國家，并促使亞洲經濟落后國家向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發展，這推動了亞洲主要出口導向型發展中國家經濟收入的增加。而2008年金融危機后 ，能源的市場價格并沒有隨之同步崩盤，而是至少維持了3年左右的高位，這使得亞洲的資源主導型國家得以緩解因經濟危機帶來的財政困難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基礎設施和公共建設投資率不足問題——并支撐了它們在2008年后的經濟繼續增長，這些國家中包括蒙古和烏茲別克斯坦。

日本式工業化是那些缺乏豐富自然資源的亞洲國家——大部分這類國家的人口也非常稠密——幾乎唯一真正可以擺脫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但是，要通過這一道路達成經濟地位的上升，必須按照一定的模式。第一個模式就是，資本流動和產業擴散是從高勞動力成本經濟體向低勞動力成本經濟體流動，而不是相反。在上述的幾次工業化“浪潮”中，先進經濟體總是將其低附加值產業轉移到那些收入水平明顯低于它們的經濟體中。在這里，勞動力成本起到了資本流動的信號作用，通過這個步驟，原先的低附加值產業在接受國可以重新變成中等乃至高附加值產業。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低收入國家處于休眠狀態的勞動力被流入的資本所激活，在長期內勞動力也得到了升值。

第二個模式就是，跨國產業轉移總是伴隨著產業輸出國及接受國之間的大規模貿易。亞洲產業轉移的實質是產業鏈的重組，這意味著先發工業化國家在亞洲范圍內重新分配一部分它們的產能，包括技術。當這種重組發生時，就可以觀察到中間產品流動的迅速增加，就像早期的日本與亞洲“四小龍”之間，以及后來中國大陸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間一樣。

從這些角度來看，亞洲經濟體工業化的可見軌跡一般都始于勞動力密集部門，而在經濟徹底轉化為資本密集型時也同時以成為發達經濟體告終。這一過程在亞洲是如此自然，以至于其獨特性被完全忽視了：這種亞洲特有的發展模式要求在產業升級轉型的每一個步驟都有適當的資本流動以及技術擴散，并必須有適當的貿易擴張來保證轉型升級順利完成。這種過程就算不是獨有的，在世界范圍內也是相當稀少的。

但是這種過程并非天然，而是通過特定的人為安排而形成，甚至可以說是脆弱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中國經過30多年的升級轉型后，其資本和產業規模已經達到一定水平，可以部分地承擔起亞洲發展重任的前提下提出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對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主動介入，是中國承擔起區域和歷史責任的一種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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