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6日凌晨，一輛自行車在空曠的倫敦大街上飛馳。騎車的小伙子是《每日電訊報》的，報社剛接到駐美記者通過越洋電話轉述的一篇講話記錄，必須立刻送到尚在“呼呼”的外交大臣貝文（Ernest Bevin）的官邸。

就像這兩天趙本山在電視上看了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后那樣，貝文接到來自報社的講話后再也睡不著，趕緊地組織西歐各國大臣學習領會貫徹落實講話精神，大伙兒紛紛表態響應，幾乎同時向華盛頓提出經濟援助的申請。六個星期后，美國國會批準經援，先緊急撥款將近6億美元，到1951年底結束時，總共提供的經援達130億美元（相當于當時美國GDP的1.1%或者今天的1000億美元）。

這就是所謂的“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

當時二戰結束不久，歐洲大地滿目瘡痍，2500萬人無家可歸，幾乎所有工業城市都是廢墟一片。1947年初一場連續兩個月嚴寒，更是雪上加霜。創記錄的大雪一場接著一場，整個英倫癱瘓，農業降至19世紀水平，工廠關閉，煤炭凍結沒法挪動，鐵路被大雪埋沒，每天只有早上幾小時的供電，食品定量供應比戰時都緊張。愛爾蘭和德國成百上千的人死于饑寒交迫。數百萬人營養嚴重不足，也在慢慢餓死。西歐經濟瀕臨崩潰。

與此同時，各國街頭不明真相的群眾尋釁滋事此起彼伏，境外敵對勢力暗中支持的破壞活動猖獗，親蘇的法共和意共力量日益壯大。希臘政府軍正在跟游擊隊鏖戰，而英國卻因為自身難保不得不終止向希臘提供維穩經費。西方民主制度受到嚴重挑戰。

1946年3月4日，馬歇爾作為美國總統特使，在軍調小組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陪同下，飛抵延安。左起：周恩來、馬歇爾、朱德、張治中、毛澤東。

馬歇爾計劃，官名“歐洲復興方案”（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推出的。其制定人是幾個美國國務院職業外交官，副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于1947年5月8日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教育學院作演講時首先談及。可別看后來官至正國務卿的艾奇遜多少也是個人物（其“中國白皮書”更是美中關系史上重中之重的文件），他的5月8日演講并未產生預期的反響，國際媒體只當是一則枯燥無味的財經新聞而未予重視。艾奇遜只好抬出如日中天的馬歇爾來制造名人效應。

五星上將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在二次大戰中以美國陸軍參謀長的身份，指揮美國全球軍事行動，是把西歐和東亞從法西斯鐵蹄底下解放出來的第一名將，連名聲如雷灌耳的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和巴頓將軍都是他提拔推薦的。中國人更記得馬歇爾作為美國總統特使來華調停國共內戰，1946年3月訪問延安，與毛澤東熊抱。老蔣后來一直耿耿于懷，責怪馬歇爾的調停給了中共養精蓄銳的機會。調停失敗后，馬歇爾于1947年1月回到美國，出任國務卿。

歐洲局勢吃緊，馬歇爾原本安排在6月16日的講話被提前到6月5日的哈佛大學畢業典禮致詞。由于援助歐洲計劃尚未得到國會批準，國務院無權先斬后奏，只有通過非官方渠道鼓動西歐國家申請經援倒逼美國國會，所以艾奇遜就給英國記者布置任務，務必在第一時間將馬歇爾講話用電話轉述回報社（電報敲字太慢，QQ尚未問世），并讓小編甭管多晚也要把講話全文交到外交大臣手中。當時倫敦已是翌日凌晨，于是就有了上文小鮮肉星夜耍單騎那一出。

那天站在哈佛園教堂的臺階上，馬歇爾只講了15分鐘。“美國必須盡其全力幫助世界恢復正常經濟健康，沒有經濟健康就不可能有政治穩定與確切和平。”美國的目的是要“恢復世界經濟的正常運作進而創造自由民主制度賴以生存的政治和社會條件。”“馬歇爾計劃”因此得名。

在馬歇爾計劃下，西歐在1948至1952之間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快的增長。工業產值增加35%，農業生產大幅超越戰前水平，戰后的貧窮和饑餓一掃而光，西歐開始了持續20年的史無前例的高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有了美國的慷慨解囊，群眾碗里有肉也就不罵娘了，境外敵對勢力的影響隨之削弱，西方民主國家終于可以喘口氣，有了跟東歐陣營長期對峙的本錢，冷戰格局從此形成。

莎士比亞咋說來著？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they have their exits and their entrances. 世界整個一舞臺，你方唱罷我登場。

馬歇爾計劃之后過了一個甲子，經濟崛起后的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合作的主角，中共18大以來又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坊間和學界多有把以此“一帶一路”為核心的戰略稱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北大的翟崑教授上個月就寫道：“‘一帶一路’是一個堪比‘馬歇爾計劃’的周邊乃至全球的互聯互通工程。”

其實干嗎啥事都要跟老美比呢？此一時，彼一時，“一帶一路”跟馬歇爾計劃壓根兒就是兩碼子事兒。

首先，不像二戰后的歐洲，當今世界盡管局部麻煩不斷，并沒有出現系統性的危機。歐元區的蕭條沒有引發人道危機，誰也沒饑寒交迫，基本上只是南歐的懶人爛人要吃德國的大戶而已。石油本來主宰了地緣政治大半個世紀，各國為之不惜兵戎相見，中東也因此成為群雄角逐之地。可是，如今原油價格一落千丈，過去五個月里跌了三分之一，也就是說世界不但沒有出現石油危機反而有了產能過剩的擔憂。所以跟馬歇爾計劃那時不一樣，中國沒有必要啟動應對危機機制 ，完全可以不慌不忙穩扎穩打地對“一帶一路”通盤戰略部署。

二次大戰中，憑借東西兩大洋的天然屏障，美國和加拿大是發達工業國家中碩果僅存的兩個沒有受到戰爭重創的國家。作為西歐和東亞的解放者和當時全球唯一的核大國（美國在1945年8月就實戰使用了兩顆原子彈，而蘇聯到1949年8月才成功試爆了第一枚），美國是戰后世界無可爭議的Number One頭號超級大國。馬歇爾計劃的22個受援國，個個都對美國俯首稱臣，連丘吉爾都不惜放下英國紳士固有的矜持，“自干五”地為美國狂點贊，稱馬歇爾計劃是“史上最圣潔的善舉”（the most unsordid act in history）。美國既感到作為老大的道義責任又量這幫小兄弟也不敢賴賬。

今天的中國盡管GDP已達到17.6萬億美元而超過美國，人均GDP才8000美元，遠遠不及美國的55000美元。從軍事上來看，中國尚未具備航空母艦作戰群，也沒有遠程轟炸機群，相對于美國的1922枚已部署的戰略核武器，中國至今連一枚都沒有部署。所以要是講綜合國力，中國至多還只是個被第一名甩下幾條街的老二（就這還得看“普京大帝”買不買帳）。這世界上只要還有老大，老二就很難控制諸多小國弱國的忠誠，給他們再多的好處，哪天有點風吹草動、政權更替什么的保不準他們就投奔老大去了。過去中國勒緊褲腰帶外援兄弟國家，結果還養了白眼狼，這類例子不是時有發生么？一些中亞小國，本來是些鳥都不那個的不毛之地，現在因為有了中國援建，也被美國重視了，小國們一下拽起來了，樂得隨行就市，讓兩個大國爭著給他優惠。所以現在中國外援，投資前還要特別重視國別風險、政府資質、抵押擔保、中長期資金回籠和投資回報，可不能只是砸錢買溫暖。

當年馬歇爾計劃直接關系到戰后歐洲兩大陣營鹿死誰手，意識形態色彩極其鮮明。歐洲的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體系在戰前就已高度發展，盡管二戰中許多工業重鎮受到重創，馬歇爾計劃一劑強心針注入后，資本主義馬上復蘇，并獨領風騷數十年，最終不戰而屈人之兵，看著東歐集團土崩瓦解。

而今日中國盡管有衣俊卿版的道路自信，在對外交往中還是尊重各國對各自發展道路的選擇。把中國的“一帶一路”跟馬歇爾計劃相提并論，容易讓人產生不必要的緊張，以為中國也要建立意識形態陣營，把中國模式強加于周邊諸國。

莎士比亞說：名字有啥了不起的？你就是把玫瑰叫成阿貴，它還不是一樣地好聞？（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孔慶東的N代先祖可不這么認為——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中國的“一帶一路”，要解決的問題是打破美國從海上和陸地對中國逐漸收緊的鐵壁合圍，輸出中國基礎建設的過剩產能替周邊國家架橋鋪路，進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增加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打通新的戰略資源渠道，以對外投資和多邊貿易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這跟馬歇爾計劃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咱最好還是別把兩者混為一談，說什么“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云云，免得讓人誤會。不過，咱還是要祝中國的“一帶一路”至少跟馬歇爾計劃一樣成功！

文/張晉蜀 美國Edwards Wildman國際律師事務所資深合伙人 來源：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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