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與中國的發展道路——寫在俄國革命爆發一百周年之際

1917年的俄國大革命已經走過了百年歷程。無論結局如何，無論是悲劇還是喜劇，作為一個歷史存在，作為在20世紀改變俄國發展路徑并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其歷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繼十月革命而起的中國革命，以及革命勝利后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發展道路的探索，不僅改變了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走向，而且為世界歷史增添了新的內容，為21世紀人類走出全球化的困境，應對新時代的挑戰呈現了中國敘事。這也是不容否認，具有重大意義的。

當然，對于歷史學家來講，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人們對十月革命和中國發展道路以及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必然有不同的觀察角度和敘述框架。恰如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所言：“不可能有‘事實如此’的歷史，只能有歷史的各種解釋，而且沒有一種解釋是最終的，每一代人都有權形成自己的解釋。他們不僅有權形成自己的解釋，而且有義務這樣做，因為的確有一種尋求答案的迫切需要。”在當代中國，這是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給予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公正評價，具有世界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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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而言，十月革命的確在世界歷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但這并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預言的革命。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文里講：“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得不相上下，以致無論在什么地方，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他們之間的斗爭成了我們這一時代的主要斗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它“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

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是歐洲最落后的國家之一，恩格斯所說的大工業以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斗爭尚未得到充分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俄國歷史和現實中的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出來，引發了一場推翻沙皇君主制的二月革命。這是“俄國歷史長期的結構問題，中期的社會政治形勢和短期的事態發展這三方面因素結合的結果”。革命后成立的臨時政府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問題。站在俄國政治舞臺上的各種政治力量，誰能適時地把握住這些問題，誰就可能創造合乎自己訴求的歷史。

在當時俄國的革命政黨中人數眾多、力量最強的是社會革命黨(100萬黨員)和孟什維克(25萬黨員)，但這兩個在蘇維埃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革命黨的領袖都信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革命的階段論”，堅持認為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革命的目標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立憲民主黨作為最大的資產階級政黨(號稱有3萬黨員)，雖然在革命前已嶄露頭角，追求民主憲政，但過于迷信政治程序，堅持只有未來的立憲會議才能決定國家的制度形式、決定土地制度等重大問題。于是，“兩個政權并存”，而面對俄國暴漲的無政府主義，日益極端化的民眾情緒，這些政治力量都無所作為。

政治力量弱小的布爾什維克黨(只有2萬多名黨員)就是在這樣詭異的歷史背景下進入俄國民眾視野的。列寧是一位兼具理論家和政治家身份的革命者。作為理論家，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奉是毫無疑義的；作為政治家，他敏銳地察覺到歷史為本黨提供了稍縱即逝的機會。列寧很贊賞拿破侖的名言：“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戰斗，然后便見分曉。”二月革命甫一發生，僑居瑞士的他便按捺不住投入戰斗的強烈沖動，迅速取道敵國德國回到俄國，隨即率領布爾什維克發動了十月革命。列寧后來評論說：“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由于特殊的歷史條件，俄國沒有從理論所規定的那一段開始，而是先用革命手段奪取政權，取得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再創造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生產力水平和文化水平。

因此，作為二月革命后俄國社會發展多種可能性的結果，十月革命僅僅是歷史選擇中的一種。革命成功雖有其內在的根據(各種社會矛盾的集合)和合理性(社會及民眾的接受)，但這里所體現的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而是偶然性，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般性，而是特殊性。這種偶然性和特殊性，同樣反映在十月革命勝利后俄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中。

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列寧的內心，十月革命的勝利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邏輯起點，它絕不等同于社會主義革命，而要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必須解決國際任務，必須喚起國際革命，必須從我們僅僅一國的革命轉變成世界革命”。列寧甚至認為，“如果德國革命不爆發，我們就會滅亡，這是絕對的真理。”所以，革命由“俄國人開始了”，而“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將去完成”。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黨在國內開始實施一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措施，全面國有化，消滅貨幣和商業，并推進農村的“十月革命”，倡導公社化。在政治制度方面，則取締立憲會議，實現一dǎng專制。國內戰爭的爆發和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布爾什維克奔向社會主義的進程。

然而，列寧等待的歐洲革命并未如期而至，德國的起義，匈牙利的暴動，以及對波蘭的進攻均以失敗告終。“軍事共產主義”的嘗試，則引發了全國各地的農民暴動和喀瑯施塔得水兵起義。面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全面危機，列寧表現出政治家的靈活性，他一方面建立起共產國際，并將世界革命的重心轉向東方落后國家，一方面在國內實行“新經濟政策”，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和市場發揮作用，運用商業原則調節城鄉關系。列寧指出：“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范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他甚至認為，合作社和國家資本主義“已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其發展“也就等于……社會主義的發展”。此時的列寧試圖建構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可惜因重病在身而未能如愿。

斯大林并非列寧選定的接班人，而是通過殘酷的黨內斗爭走上權力頂峰的。在理論上，斯大林提出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這一觀點游離了馬克思提出、列寧遵循的在世界革命共同勝利中實現社會主義的路徑，但卻是十月革命的邏輯結果，符合俄國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和實際條件，成為蘇聯國家建構和社會主義模式的理論基礎。在對外政策方面，斯大林堅持了列寧提出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即蘇聯應該支持和幫助各國共產黨的革命斗爭，而各國共產黨必須支持蘇聯、保衛蘇聯，一切服從蘇聯的利益(國際無產階級利益的體現)。于是，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莫斯科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基地。在政治體制上，斯大林繼承和發展了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建黨原則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深化國內階級斗爭，通過一系列的政治大清洗，建立起以個人集權為基礎的專制體制。在經濟體制上，斯大林則拋棄了列寧倡導的“新經濟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依靠暴力實現全盤集體化，按照貢賦理論完成工業化，建立起全面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體制。這樣便形成了以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即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曾造就了上世紀30年代的工業化奇跡，但也給蘇聯帶來了深刻的危機——社會恐慌、經濟畸形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某種意義上挽救了這種建構在“軍事共產主義”基礎上的發展模式，反法西斯聯盟的形成則為蘇聯提供了對原有發展道路進行調整、改進的客觀條件和機會。然而，在冷戰爆發的國際背景下，斯大林又沿著原來的軌道，把這種發展模式固定下來，并將其移植到蘇聯所控制的東歐和亞洲國家(蒙古和朝鮮)。于是，斯大林模式便成為具有一般意義的社會主義模式。

任何一種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更不可能與生俱來就是完善的，其生命力在于隨著經濟發展和文明演化而不斷得到修正、改善。100多年前就被預言行將腐朽和滅亡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到今天還在活躍和發展，就因為它不斷地進行自我調節，甚至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合理成分。然而，斯大林以后的蘇聯領導層，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的長期統治下，墨守成規，不思改進，導致蘇聯體制日益僵化，最終病入膏肓，積重難返，被人民所拋棄。蘇聯解體和蘇 共垮臺，有主觀和客觀、黨內和國外的各種原因，但歸根結底是國家體制內固有的弊病和缺陷未能得到克服而致，這一結局標志了斯大林模式的終結——“十月革命”所開創的蘇聯社會主義道路已經走到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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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認歷史的可選擇性，那么就時間和空間的背景而言，十月革命的確對中國革命有著示范和標桿作用。不過，這種示范和標桿作用更多地在于方向和目標的設想，而非具體路徑的設計。恰如列寧講的：美、英、法、德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但其政治形式卻各不相同。在人類“走向明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同樣會表現出這種多樣性”。斯大林認為，十月革命的勝利是“世界革命的開端和前提”。然而在俄國革命勝利后，共產黨真正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國家政權的只有南斯拉夫和中國，而南共和中共走的都不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中國自古以“天朝”自居，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優越感。但鴉片戰爭使中國人蒙受了奇恥大辱，經過幾番內心掙扎后，中國的仁人志士決定向西方學習。先是洋務派主張學西方的堅船利炮，試圖“師夷長技以制夷”，后是康、梁等改革派和孫中山等革命派主張學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所有這些努力屢遭挫折，“真經”沒有取到，反而連連受辱，老師不斷欺負學生。于是，中國人對西方由羨慕轉為憎恨。恰在此時，俄國爆發了革命。正如毛澤東所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由此，中國共產黨人擔起了反帝反殖、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重任。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引導和援助下建立起來的，其思想、行動自然都要受到莫斯科的影響和制約。而蘇聯人并不了解中國，想當然地依照十月革命的經驗指導中國革命。應該說，大革命的失敗和中央蘇區的受挫，無論是中共領導人對莫斯科的迷信和服從，還是蘇聯及共產國際顧問提出的錯誤主張和措施，都與蘇聯的革命經驗有直接關系。而蘇聯的經驗——致力于在城市發動群眾、組織起義和暴動，從根本上講是脫離了中國國情和社會條件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失敗和挫折中變得聰明起來，并且開始摸索自己的道路。在這方面，毛澤東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毛澤東不僅在實踐上首先把武裝斗爭的立足點放在農村，開創井岡山根據地，而且從理論上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出了一系列說明。毛澤東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而中國革命的基本特點在于：農民（主要指貧農和中農）是革命隊伍的主力軍，是中國革命“最廣大的動力”。他還進一步分析了中國革命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區別：在資本主義國家，革命是長期的合法斗爭，斗爭的形式是不流血的，即使爆發了起義和戰爭，也是首先占領城市，然后進攻農村。這是“在十月革命中證實了的”。但在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農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國革命的重點在農村，建立武裝根據地，“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正是在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國革命取得了成功。

中國革命的勝利對于斯大林來講是一個意外，盡管承認自己低估了中共的力量，但直到1950年10月中國出兵朝鮮之前，斯大林一直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心存疑慮。在西安事變、皖南事變以及中國內戰期間，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頻頻出現。在蘇聯領導人眼里，毛澤東就是“中國的普加喬夫”，而中國共產黨也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在60年代批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時，中國人把十月革命歸結為“武裝奪取政權”的暴力革命，而堅信中國革命走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一般意義上來講，這樣理解是可以的，但就奪取（不包括鞏固）國家政權的內容和形式而言，中國革命與十月革命的差別是十分明顯的。通過暴力推翻舊政權是一切革命的特征，而不是十月革命的特點。事實上，在俄國革命中，導致沙皇制度崩潰的實際上是“電報革命”，而直接參加10月起義的只有彼得格勒衛戍部隊和工人赤衛隊的不足3萬人，起義過程中傷亡總計僅56人。與此完全不同，中國革命則是有數百萬人參加的歷經數十年的革命戰爭。正如毛澤東所說，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

其實，斯大林在內心深處并不認可中國革命所走過的道路，因為這不同于十月革命，不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城市工人起義。斯大林始終認為，即使對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也不具有普遍意義。1950年1月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發表的一篇社論贊揚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不過卻把這一勝利歸結為列寧、斯大林“戰略與策略的學說獲得勝利的顯著證明”。在談到“中國和其他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經驗”時，社論強調了工農聯盟、土地改革、爭取國家獨立和建立統一戰線等等，而恰恰沒有提到作為中國革命道路真諦的武裝斗爭。斯大林甚至認為，中國革命并非“武裝斗爭”，只是“游擊戰爭”，而武裝斗爭“意味著要把農民的游擊戰爭同工人總罷工和起義結合起來”。斯大林指出，游擊戰爭離不開解放區（根據地），而中國的解放區只是因為建立在與友好國家接壤并以此為后方的地區——滿洲才得以生存的。因此，中國的經驗對于像印度這樣遠離蘇聯的國家是沒有意義的。在斯大林看來，中國革命的缺陷是沒有在中心城市發動工人總罷工和起義，因而無法同十月革命相提并論。

應該說，蘇聯對中共提供了很多幫助，對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有貢獻的。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完全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走，是不可能奪取政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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