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已經九十多歲了。像他這樣總是赤裸裸地從血淋淋的地緣政治和權力結構角度思考問題的人，不單是改革開放思想解放被現代權利意識熏染了三十多年的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不太容易接受，就是在思想一貫解放到最前列的他的本國同胞那里，也不怎么招人待見。在他更早的一本《大外交》中，基辛格就多次抱怨美國人民在外交上的幼稚，在國之大事上婆婆媽媽，任由感性情緒逆流成河。
201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前夕，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應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之邀，在重慶唱紅運動達到最高潮階段，不遠萬里前來站臺。他對中國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化并不很在行，站錯了隊。但對中國外交決策的目標、動力和具體運作則絕少誤判，把握得異常精準，簡直是深入骨髓、鞭辟入里。2011年出版的《論中國》，大概可以視作他觀察和研究中國外交及中美關系的扛鼎之作。
真實動機 行動邏輯
如果說同時期面市的傅高義那本《鄧小平時代》顯得比較凌亂的話，基辛格此書是有一個結構的。盡管這兩本書在史實上幾乎沒有什么新意，該知道的人們早就知道了。
全書共十八章，時間跨度則從晚清直至當下，側重于1949年以來的當代史，以中美關系為主要評論對象，在這個前提下也涉及到中國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外交事務。
在開篇部分，基辛格拋出了他對于中國獨特性的幾個論斷，這成為后面洞悉中國外交真實動機和理解其行動邏輯的基本原則。我試將這些論斷略作概括：
第一，中國的悠久歷史、豐富資源使其有漫長的自給自足的“封閉”體驗，對對外交往特別是對通商貿易缺乏內在動力。
第二，儒家學說具有反求諸己的內向化世俗化指向，周期性的治亂循環及作為對這一事實的反應的天命說，則使中國歷史上長期沒有進步史觀的土壤。
第三，中國人對世界和世界秩序的想象與西方大不相同。“天下觀”之下是一個有中心、有邊緣、有等級秩序、有華夷之辨的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下是理論上謀求相互承認平等地位的主權國家體系。因而中國的皇帝不追求“輸出觀念和輸出革命”，但是歡迎他人前來學習；壓根不相信平等，只相信以天朝為中心的、各居其位、各安其分的一個完美的政治托勒密體系，這個體系是公正的，但不是平等的。歷代王朝都將占領和管理偏遠地域視為一種麻煩，即便是主動來投，也要選擇性地接受，相比之下，其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駕馭近鄰。設禮部處理與進貢國的關系，設理藩院處理與未開化游牧部落的關系。
第四，以夷制夷、以夷伐夷是天朝上國對于不肯歸順和接受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蠻夷的一種政治策略，旨在防止夷夷結盟對天朝形成包圍，即是說，反包圍、防御性是中國外交乃至軍事決策的基本出發點。
第五，諸葛一生唯謹慎，中國人絕少孤注一擲。中國的戰略思維是圍棋式的，西方的戰略思維是國際象棋式的。后者尋求通過一系列正面交鋒、決戰決勝，而前者有足夠的耐力苦心經營、迂回包抄，在棋盤上占“空”，逐漸消磨對手棋子的戰略潛力。后者要求目標專一，前者要求戰略靈活性。
第六，相較西方戰略家，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國戰略家尤其重視心理因素，注重對“勢”的判斷、把握和因應。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異常現實、克制而有度，無論表面上如何虛張聲勢，但實際中最懂得見好就收。因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徹底消滅對方，所以只要化強敵為弱敵，加強自己的戰略態勢，既要斗爭，又要斗而不破，互斗共存，斗到適可而止即收手。
第七，因第五條和第六條的緣故，中國與西方的矛盾往往由于如下的戰略誤判：中國自認為是防御性的舉動可能被西方世界視為侵略性的，西方的威懾行為可能被中國解讀為對他的包圍——而如前所述，中國最為敏感的是被包圍。因為下棋規則不同，西方認為沒有實質性對抗的一招棋可能被中國認為是處心積慮謀劃的一盤大棋，而中國出于積極防御動機對外圍任何風吹草動所作的過激反應甚至進攻性威懾都會被西方視為好戰之舉。
上述觀點貫穿了基辛格分析晚清至當下170年歷史的全過程。
以夷攻夷 自污誘敵
鴉片戰爭是天下觀世界秩序與近代國際體系的第一次正面沖突。在此前的幾十年，自負的乾隆皇帝拒絕了馬噶爾尼使團關于通商貿易和互派大使、建立平等外交關系的要求，關上了和平轉型的最后一次機會窗口。而一個正在崛起的工業大國、海洋大國，遲早要突破“天下觀”秩序所“分配”給他的“朝貢蠻夷”地位。戰爭的慘敗暴露了天朝的羸弱無力，第一批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條約中頻繁出現的“蠻夷”要求“地位平等”的措辭，徹底擊潰了土皇帝們對世界秩序的封閉想象，整個國族的自我意識面臨著再建構。
此時的中國，在內部抗爭此伏彼起、動蕩不安的同時，面臨著來自三個方面的外部威脅：來自歐洲的西方列強，主要是“劫財”——要求開放通商。來自北方的俄國，主要是“劫色”——對領土有根深蒂固的要求。這兩股力量都無意顛覆和取代清廷，認為那不符合它們的利益。來自東方的日本，是潛在的更大威脅，不僅對經濟利益和領土有主張，更在文化上有取而代之、成為新的東亞國際秩序的中心的野望。
在這種局勢下，晚清出現了最早放棄天下秩序、轉而吸收現代均勢外交理念并和以夷制夷、合縱連橫的本土思想資源相結合的一批外交官，以奕和李鴻章為代表。今人只記得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少有人知道前面還有一句“調夷之仇國以攻夷”。
這是一個脆弱大國的職業外交官能想到的一套以毒攻毒、自污誘敵的七傷拳打法，百余年來屢試不爽。與其讓英夷獨占好處再賣與他國做人情，不如索性忍辱負重、寬衣解帶、敞開胸懷主動對所有國家門戶開放，把眾夷齊齊引入中國，防止任何一夷獨霸中原。依靠這套打法，李鴻章在馬關談判后立即著手促成“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以俄國為主導促成了日本把已經吃進去的一塊骨頭再吐出來，這已殊為不易。
俄日矛盾與其說是有其地緣上的內在性，不如說有相當大一部分因素是李少荃挑起來引狼入室以毒攻毒的。當然，俄國人也向來不是吃素的，此后的代價就是俄夷在滿洲一家獨大，德夷占了青島，法夷鞏固了越南。以夷制夷的前提預設是制度變革以自強，否則就只能成為大廈將傾、獨木撐危樓的茍延殘喘之舉。但即便如此，這套七傷拳法竟能延續晚清命脈七十年，同時也讓如此一個爛到渣的國度在100年的殖民擴張高峰期中仍保住了些微的主權（要知道同時期其他成為殖民擴張目標的國度無一例外地完全喪失了本國獨立），以至于只能用所謂“半殖民地”來概括，這的確是個“奇跡”。
一條線、一大片、三個世界
毛澤東也深諳以夷制夷之道。所不同于晚清者，他所接手的中國和他的意識形態帶給他的優越感，替代了天下秩序的內在優越性。1949年，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獨立性達到了鴉片戰爭以來的高峰，但“體系”的緊箍咒越勒越緊。整個冷戰期間，美、蘇、中、歐、日五大極點的關系特別是中美蘇三角關系始終變幻莫測。
在美蘇兩個核大國之間，中國如何站隊？在起初，這并不是一個難題，盡管“一邊倒”的決定過程是有些波折，而毛在莫斯科被斯大林冷遇的兩個多月里，中美之間也確實存在著暗通款曲甚至中方改投師門的可能性。斯大林之后，蘇美一度都致力于把中國拉入“體系”，讓其接受現行國際秩序。但毛認為冷戰中的威懾概念過于消極，他不會等著被動挨打。只要感覺到“被包圍”的威脅，他就不惜主動出擊。
這實際上和后來美國的先發制人理念有相似之處。不同的地方則在于，美國先發制人的目的是取得勝利和軍事優勢。毛和后來的鄧的先發制人觀，旨在改變雙方的心理平衡，降低更大風險發生的可能性。1954-1958年的臺海危機、1962年的中印邊境沖突、1969-1971年的中蘇邊境沖突以及1979年的中越戰爭，這幾次進攻性威懾都具有如下特點：長期醞釀，突然襲擊，速戰速決，見好就收，在心理和氣勢上把對手壓回談判桌上來，繼之以政治上的后續動作，目的就算達到了。
中國很清楚長期占領和提出領土要求是自討苦吃，這不是其目的。所以對于“原子彈不可怕，帝國主義紙老虎，炸死一半剩一半，把北京上海武漢讓給帝國主義，上山打游擊”之類看上去極其匪夷所思的好戰言論，同時代很多人被忽悠了，捷克斯洛伐克總書記被嚇住了，赫魯曉夫被嚇住了，美國人也被嚇住了。大家都認為遇到了瘋子，其實這仍然是百年前李少荃所創的副作用巨大的七傷拳，要義就在穿鞋的怕光腳的，沖的怕愣的，愣的怕橫的，橫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不惹窮得亂碰的。基辛格當然看得出中國人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空城計的博弈，虛虛實實。
1970年代中蘇矛盾達到了頂點，中國在美蘇之間兩害相權取其輕，明確了優先序。中美恢復接觸，確立了準同盟的關系。整個七十年代中國的外交政策是毛澤東概括的“一條線、一大片”，這實際上是“連橫”，就是按照大致的緯度劃出一條連接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一條戰略線，團結這條“線”的外面的國家即“一大片”，形成對蘇聯的遏制包圍圈，在全球抵御蘇聯擴張。這時美蘇爭霸中在表面上蘇聯正處于上升期，美國固然有此意愿，而中國的意愿尤為強烈，且經常充當咨詢顧問的角色，動輒急不可耐地指責美國又對蘇聯心軟、妥協、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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