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8日,印度邊防部隊非法越界進入中國洞朗地區,雙方對峙兩個多月,這是自1987年以來中印在邊界上發生的最嚴重對峙。這一事件對之前中印關系的良好走勢造成了逆轉,也對未來中印關系的發展投下了陰影。洞朗事件是中印兩國近年來發生的最嚴重的一次邊境對峙,這次對峙和以往的類似事件存在重大差別,其中最主要的差別在于洞朗事件發生在無爭議的領土上。洞朗地區是中國的固有領土,這是被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所確定的。而以往的對峙都是發生在雙方都承認的所謂爭議區,中印兩國的國境線從未正式劃定過,對于很多地方邊境線的走勢、某個具體地點到底屬于哪個國家,雙方向來各執一詞。在這些地方發生的對峙,可以說是在“爭議區”發生的,雙方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外交協調空間。

然而,在中國看來,洞朗地區并不是爭議領土,在這個地方發生對峙事件,其性質非常嚴重,中方的反應自然要比對兩國其他類似對峙事件強烈得多,反應力度也要大得多,持續時間也相對較長。這也是為什么“洞朗對峙”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最終在2017年8月28日才得以化解。2017年6月18日發生洞朗事件之前,中印兩國之間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總體態勢還算比較穩定。尤其是在2014年和2015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印度總理莫迪進行互訪,為雙方奠定了一個相對較為良好的合作基礎。短短的兩年之后,雙方在邊境上卻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件,如何看待一段時間以來中印關系的走勢,并且以洞朗事件作為一個轉折點去看未來中印關系的發展,是中國學術界和政策界都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

一 莫迪上臺以來的中印互動

從2014年正式執政到現在,莫迪的對華政策和此前國大黨時期的曼莫漢·辛格政府相比有較大程度的修正,在總體外交基本路線不變的情況下變得更加積極主動。概括來說,莫迪的對華政策相對于辛格時期更加不關心中印兩國雙邊關系的整體狀態,也更加不在乎某一個意外事件會不會給中印關系造成長期的損壞。從莫迪的執政思路來看,莫迪是一個風格強勢的國家領導人,更關注印度的大國地位,在對華關系、對巴關系以及其他事務上,這種個人色彩強烈的施政風格都時有體現。

2015年莫迪訪華期間,印度媒體大量報道,印度準備畢其功于一役———把中印之間存在的所有問題在莫迪訪華期間都一攬子解決。當然,實際上以中印雙邊客觀狀態來說,想在一次訪問中解決所有問題并不現實。

從2016年開始,印度慢慢調整外交政策,從寄希望于一次性解決中印之間的所有問題,變成一個一個地按照印度的時間表和想法向中國提出問題,讓這些問題來檢驗中印關系的現狀,這就是筆者后來歸納的“問題外交”。莫迪的思路和中國的對印思路是不太一樣的。中國人在思考問題時更強調宏觀架構,比如說與美國要建立新型大國關系、與俄羅斯建立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與巴基斯坦建立的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中國更傾向于為雙邊關系做一個總體性界定,在這個界定的基礎上,對雙邊關系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做出靈活處理。反觀印度,至少是在莫迪時期,強調更多的是微觀,也就是從一個個事件上看自身的得失利弊。這是中印兩國在外交策略上的一個非常大的差別。當然,中國也要看到外交策略差別實際上是有其深層次原因的,有各自國家定位和對外基本戰略考量在里面,并不僅僅是思維習慣的不同。

二 國際格局變動中的中印關系

不管人們怎么看印度的增長前景,都必須承認印度是近年來僅次于中國的一個在經濟上表現非常搶眼的新興大國。在金磚機制中,俄羅斯、巴西和南非的經濟狀況都不是特別令人滿意,只有中國和印度的表現近年來可以說是并駕齊驅。在這種情況下,看待中印關系不能簡單地用對亞洲國家之間的雙邊關系來衡量,而是要把它放在世界格局中去看。在全球格局下,中國可以把中印關系分成三個層面,在每一個層面,雙方對對方的態度都有細微的差別。

首先,在國際事務層面,中國和印度處在不同的位置上。中國是現有國際體系的一個秩序維護者。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是核供應國集團的正式成員,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等等。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權重都在不斷提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從一個基數大、底子薄的發展中大國逐步提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連續多年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再加上中國原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使得在現行的國際體制下,中國主要以一個秩序規則維護者的形象出現,對全球事務、全球格局的穩定負有特殊責任。反觀印度,其國際地位與中國還是有差距的。雖然曼莫漢·辛格執政以來印度的經濟一直表現不錯,但要達到中國的水平,或者說無論是在總量上跟中國接近,還是在貢獻率上跟中國接近,印度都還做不到。在國際政治秩序和安全秩序上,印度和中國的地位也不能比。印度畢竟不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正努力申請成為核供應國集團的正式成員,在很多國際組織中也不像中國那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在基本的國際秩序層面,中印兩國的地位并不相稱,顯然中國占有明顯優勢。這樣就形成了中印關系在國際舞臺上的一種基本態勢。

中國作為現有體系的維護者,印度作為一個希望在現有體系下提升自身國際地位的新興大國,雙方的需求是不對等的。在國際事務層面,中國對印度的需求主要是希望與印度攜手共建一個更公正、更合理的國際政治新秩序。這是需要攜手并進才能完成的,但顯然兩個國家的體量、分量、權重并不一樣。印度對中國的需求更多的是著眼于自身的利益,也就是希望通過與中國的合作或向中國提出要求來滿足提升自身國際地位的目的。例如,印度希望中國能夠贊同對聯合國安理會進行改革,印度希望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印度也希望中國能夠贊同其成為核供應國集團的正式成員。對于這些利益和訴求,印度如果得不到中國的同意都是實現不了的。但是,中國希望更好地改革國際政治新秩序的訴求并不是非印度支持不可,中國還可以通過獲得更多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來實現,而且在這個支持框架中,在中國的合作陣營中,印度只是其中的一個,并不是必需的一個。這是中國和印度在相互需求方面一個非常大的差距。

基于這個差距,中印兩國看待對方的心態和策略顯然是不一樣的。中國不可能以損害中印雙邊關系中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來爭取印度的支持與合作。而對于印度,中國的支持則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因為如果中國不同意,即使美國同意,印度的要求也得不到滿足。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改革的問題上,在核供應國集團的地位上,人們都可以看清這一點。

在國際事務層面,雙方博弈也好,合作也好,相互需求也好,都存在不對等。這種對等的性質決定了兩國的心態大相徑庭。印度對獲得來自中國的贊同心理更加急切,更希望通過一種確定性方式來解決其所關心的全部問題。但是對中國來說,則要考慮得更加均衡一些。中國不僅要考慮印度的感受,而且要考慮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態度,特別是印度鄰國的關切,所以中國不可能將印度作為主要的合作對象,在涉及印度的需求方面給印度太大的傾斜。這是不太現實的。

舉兩個具體的例子。一個例子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改革問題。多年來,印度一直與日本、巴西和德國綁定,提出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方案。在這個方案中,印度的需求就是不管跟誰合作,只要自己最后能夠成為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就夠了,所以跟誰合作、不跟誰合作其實是個策略問題。在印度看來,中國應該贊同其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為此,印度不僅在做中國的工作,而且在做其他國家的工作,如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而且進展都還比較順利。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其他幾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享有的權利與印度之間并沒有什么太深的矛盾,只有一點區別是非常本質的,那就是美國雖然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并不支持印度成為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也就是說,美國希望在聯合國的框架下給印度一把永不撤走的椅子,但這把椅子所代表的權利與美國以及其他四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享有的權利還是有差別的,印度只能永久參會,但沒有否決權。印度可以贊成想贊成的事情,但反對不了想反對的事情。這是美國對印度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地位和作用的考量。而中國的考量就復雜得多,不僅要考慮印度,而且要考慮其他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態度自然不可能百分之百讓印度滿意,印度不能指望通過雙邊互動就能夠讓中國完全做出讓其滿意的舉動,而中國是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如果中國不同意,印度的夢想無論如何都不能實現。

另一個例子是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問題。1998年印度核試驗以后,印度一直希望成為核供應國集團一個正式和平等的成員。根據核供應國集團的基本章程,不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ＮＰＴ）的國家是不能成為核供應國集團正式成員的,印度一直拒絕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在印度看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給了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合法的五個核大國）以特殊的核權利,這不公平。所以,印度要求給自己開個例外,不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也能夠成為核供應國集團成員。在中國看來,這是一種破壞國際規則的行為,中國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一直非常謹慎。中國的謹慎并不僅僅是指向印度的。中國認為,核不擴散體制問題是國際社會認可的共同規則,所有國家都要遵守。《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是整個國際防擴散體系的政治和法律基礎,適用于所有“非ＮＰＴ締約國”,并不是針對某個非締約國家的,中國不可能單給印度開先例。這是中國出于維護國際規則的嚴肅性考量做出的決定,而在印度看來則變成了中國在阻撓其實現夢想。

其次,在地區事務層面,中印之間也存在相互認知差距。在中國看來,印度在南亞事務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南亞的地緣政治態勢和經濟結構非常特殊:印度是唯一的南亞大國,其他國家都星羅棋布地散落在印度周圍。打開南亞地圖就會發現,印度是唯一一個和其他南亞國家都接壤的國家,而其他南亞國家均互相不接壤,都是圍繞印度分布的。這種情況賦予了印度獨特的地緣政治優勢。同時,印度又是南亞地區唯一一個軍事強國,常規軍力已經遠遠甩開了巴基斯坦,只是在核力量方面印巴之間還存在脆弱的平衡。在經濟上,印度一家獨大的地位更加明顯,其他南亞國家加在一起都不能與印度相提并論。在這種情況下,印度想當然地認為自己是南亞地區的霸主。在印度看來,南亞的事務就是印度的事務,任何區域外國家的南亞政策都必須把印度作為核心考量,這是印度對南亞地區事務的想法。這個想法從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時期開始形成,現在,隨著印度經濟地位和軍事實力的提升而不斷強化。

從中國的立場來說,中國認為南亞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國家之間盡管有大小和強弱之差,但都是國際社會主體的平等成員,中國有權與南亞的任何一個國家發展不針對第三方的互信合作關系,這是中國對南亞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國對所有鄰國和所有國際體系正式成員的基本政策。在中國看來,任何國家都有權與另外一個國家發展友好互惠的合作關系,只要不針對其他一方,這種關系就應該被現行的國際體系所認可和支持,中國也是按照這個原則發展與南亞其他國家的關系的。印度在經濟上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特殊的吸引力,但并不意味著中國就因此應該把中印關系置于中巴關系、中孟關系、中尼關系之上,更不存在中國為了讓印度滿意而犧牲與上述南亞中小國家合作的可能性。實際上,這樣一種觀念恰恰也是當年周恩來總理和印度總理尼赫魯在萬隆會議上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體現。只不過當年尼赫魯在推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時,考慮的是所有亞非拉國家要向西方的前殖民者這些超級大國爭取平等權利,但具體應用在南亞地區事務問題上,印度實際上就把自己看成一個超級大國,在印度的南亞觀里,印度和其他國家是不平等的。這是中印兩國在南亞地區事務方面一個最基本的差別,即中國認為,中國和南亞所有國家都有權建立健康、和平、友好的合作關系;而印度則認為,中國和任何一個南亞國家建立經貿聯系都必須把印度的顧慮放在第一位。

無論是中國與斯里蘭卡合作建設赫班托達港和科倫坡港口工程二期,還是與孟加拉國合作開展達卡和吉大港的建設,抑或是建設中尼跨喜馬拉雅邊境貿易合作區、中巴經濟走廊,印度都公開表示這些合作項目損害了其利益,甚至不僅僅損害了其經濟利益,還損害了其地緣政治利益,并由此提出爭議?？梢?在印度看來,其他南亞國家的利益必須讓位于印度。這種思維是中國不可能接受的。中印雙方在地區層面存在的認知差距,不可避免地導致雙方政策上的分歧。

這種分歧在中巴經濟走廊上體現得最明顯。中巴經濟走廊穿越了巴控克什米爾,印度認為整個克什米爾地區都是其領土,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侵犯了其主權。印度以這個理由向中國提出中巴經濟走廊不應該被涵蓋在“一帶一路”中,否則就不參加“一帶一路”合作。印度也以這個理由沒有派代表團參加2017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印度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一個缺席論壇的國家。在中國看來,印度的理由難以服眾。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與巴基斯坦簽署邊界協定時就明確表示,未來克什米爾問題解決之后,中國與解決克什米爾問題之后行使克什米爾主權的政治實體之間的邊界可以重新談判。也就是說,中國認為中巴之間在巴控克什米爾和中國領土之間劃界只代表對現狀的一種認可,并不代表中國在克什米爾主權歸屬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從20世紀60年代到現在,中國一直堅持這樣的主張。自中國提出中巴經濟走廊合作規劃以來到現在,中國也一直是這樣主張的,而印度直到2017年才正式提出這個問題。人們不禁要問:假如這個問題對印度真的那么關鍵,涉及印度的主權、獨立與尊嚴,甚至涉及印度的領土完整,那么在中巴經濟走廊醞釀之初,為什么印度對此一言不發?需要思考的是,提出中巴經濟走廊涉及克什米爾主權歸屬問題的爭議,到底是印度的一個策略,還是印度的一個原則?印度是否有可能只是拿克什米爾主權歸屬問題作為借口,企圖對中巴經濟走廊的發展做出干預或制衡。印度在這一問題上的真正考量是希望阻撓至少是遲滯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更緊密的合作。這種態度也反映在印度媒體、政要對中巴經濟走廊的核心項目———瓜達爾港建設工程頗有微詞上,印度方面多次明確強調瓜達爾港是中國和巴基斯坦針對印度的軍事項目。事實上瓜達爾港只是一個商業港口,而且距離印度非常遙遠,與印度的潛在聯系非常薄弱。

印度對中國在南亞地區的經濟存在增強懷有極其警惕的心理。這種警惕的心理有地緣政治的考量,希望削弱自己的傳統對手,但最重要的還是擔憂自己的地緣政治優勢地位被中國的經濟存在甚至可能接踵而來的軍事存在削弱。印度素來認為南亞地區是自己的“禁臠”,任何區域外大國對這個地方的觸碰都會讓印度非常敏感,尤其是中國。印度無論如何也沒有本事把美國從南亞擠走;印度與俄羅斯又是傳統的友好合作關系,并且俄羅斯在蘇軍入侵阿富汗以后對南亞事務已經沒有太明顯的興趣了,并不會成為印度的地緣對手;而在世界主要大國中,只有中國對南亞的參與在印度看來有可能削弱其地緣政治影響力。

這是在南亞事務層面中印兩國之間一個比較明顯的分歧,這個分歧除了體現在中巴經濟走廊上,也體現在中國與斯里蘭卡的合作、中國與孟加拉國的合作上。例如,在2015年斯里蘭卡總統大選過程中,拉賈帕克薩競選連任失敗。新任總統西里塞納上臺之后,中斯之間很快出現了關于科倫坡港口工程二期的存廢爭議,導致工程停滯了將近一年,對中斯雙方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損失。許多斯里蘭卡觀察人士認為,2015年的斯里蘭卡變局以及之后中斯合作項目出現的波折,與印度有著脫不開的關系。

但是不容否認,印度在南亞地區制衡中國的外交行動中存在明顯短板,那就是印度有能力阻撓中國的工程實施,但沒有能力接替中國繼續推動這些工程。而南亞國家又確確實實面臨發展經濟、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需求,所以,即使它們在印度的外交甚至軍事壓力下不得不在中印之間選擇站到印度這邊,但是之后一段時間面臨經濟發展的巨大壓力時,這些南亞國家還是會重新做出正確選擇的。這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斯里蘭卡的國際合作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大選一年以后,斯里蘭卡政府就主動提出希望恢復科倫坡港口工程二期建設,并對中國的經濟損失和由誤工造成的其他損失做出了補償。這實際上也就說明了印度雖然以南亞地區霸主自居,但并沒有這樣的實力建立一個排他性南亞地區秩序。印度的能力主要用來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阻止南亞國家與其他域外大國靠近,但在經濟上沒有能力向南亞提供公共產品以保證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路徑、對外經貿關系以及區域一體化等問題上完全以印度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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