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外部軍事入侵可能的條件下，仍以防止外部軍事入侵為國防建設目標，顯然是沒有意義的，而且是對軍事資源的浪費。在美國有12艘航空母艦的條件下，我國擁有6艘航空母艦，就具備武力統一臺灣的條件，當我國也擁有12艘航母時，就具備了和平統一臺灣的能力。這個例子是為了理解和平崛起的基礎是什么。

人民論壇記者獨家專訪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 閻學通教授

人民論壇：近年來，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以來，中國的崛起呈現出哪些新的變化和特征？

閻學通：自2013年以來，中國崛起最為突出的特點是迅猛且不可阻擋。國家的政治目標由經濟建設轉向民族復興，政治治理由維持穩定轉向反對腐敗，社會變化的動力由積累財富轉為改革創新，經濟增長點由出口導向轉為內需消費，外交戰略由韜光養晦轉向奮發有為。道德觀念的變化相對較小，但出現了轉變的跡象，講道義的聲音開始出現，物質主義雖然仍占有主導地位但開始弱化。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外交的變化是一個整體性的轉變，它涉及戰略目標、基本方針、總體布局、工作思想、實施方案等領域。習近平外交思維中有很多古代的思想，我將之總結為“道義現實主義”，即現代化的“王道”思想。中國以往韜光養晦的策略反映的是弱國外交中國變大變強之后，采取“王道”外交的理論和政策應是一個主流趨勢。這次習近平主席訪問蒙古時表示，中國政府歡迎蒙古搭乘中國發展的“便車”，這其實就屬于“王道”的思想，即謂“以大事小以仁”。從宏觀上來說，允許中小國家搭中國的便車，展現了大國對自己實力的自信和君子與人方便的大度風范。具體而言，中國今年年底將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進口國，中國從哪個國家多進口一些東西，哪國就能得到免費開發的市場，這是中國允許別國“搭便車”的一個微觀體現。從宏觀上講，中國可以提供公共產品，比如，中國維護地區和平，所有相關國家均可享受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外交政策的“親、誠、惠、容”原則都是講道義的王道思想體現。

我1998年出版《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后，長期因堅持中國會崛起為超級大國的觀點而遭到嘲諷。到2013年7月我出版《歷史的慣性：未來十年的中國與世界》時，這種輿論仍很強大。而現在，懷疑中國在十年內崛起為超級大國的人明顯少了。最近，奧巴馬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調侃中國，他說，中國搭了30年便車。超級大國都得對世界事務負責，而中國卻不用。世界上有事都來找美國而不去找中國，他希望也能有中國這種優勢。中國媒體不滿意奧巴馬抱怨中國搭便車，但沒注意到這個調侃流露出奧巴馬認為中國是超級大國的內心。

人民論壇：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認識是否也發生了改變？

閻學通：蘇聯1991年底解體，1993年就出現了“中國威脅論”，后來又出現了“中國崩潰論”和“中國責任論”。現在西方媒體仍在宣揚“中國威脅論”，但語氣變了，已不再是信心滿滿地遏制中國崛起，而是無奈地怨天怨地。而且這種宣傳的影響力下降，兩年前說中國在非洲搞經濟殖民主義的輿論在非洲已經失去了市場。拉美和中東國家把中國視為未來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我周邊國家除了日本、菲律賓、越南和朝鮮四國，其他國家與我國的關系都好于2012年，一些國家與我國的軍事合作更加深入，俄羅斯最為典型。

對中國崛起的認識方面，西方陣營也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美國、日本、歐洲三方的心態是不一樣的。眾所周知，美國現在的國力相對衰落，不再具有領導世界的能力。美國對中國的崛起表現出無可奈何的態度，它想和中國分權，把其不想承擔的責任交給中國，但中國也不想承擔這些責任，矛盾便由此產生。日本則是不甘心中國獲得如此多的國際權力，但它又沒有足夠的力量牽制中國，于是便想想辦法站在美國一邊，借重美國而防止中國權力上升。歐洲首先承認中國權力增長已不可避免，但它更多地是想如何在中美之間的利益博弈中保持平衡，得到好處，走一條“中間化”的道路。中國制定的措施是依照實際情況決定的，不過中國目前采取的大國外交還需要注意區分敵友的原則。1987年，中國開始告別意識形態的排隊，不做國家間的排序，不分敵友。這樣的優點是靈活，特別在經濟導向的外交下更有利于發展經濟合作，但現在中國的外交的主要任務已由開展經濟合作為主轉為以戰略安排為主，中國亟需解決戰略方面的國家間關系問題，現在還不區分敵友是不合理的。

人民論壇：從學理角度看，您認為“中國崛起、中國威脅、世界和平”這三者應是怎樣的邏輯關系？

閻學通：“中國崛起”意味著中國的綜合實力向美國接近，中國將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安全責任。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安全責任是指為中國自己、友邦及合作者提供安全保護，中國不會為敵手和對抗者提供安全保障。這就是說，面對中國崛起的客觀趨勢，愿意與中國合作的國家就會感到安全威脅減少，而與中國對抗的國家，特別是從軍事上與中國對抗的國家，則會感到安全威脅增加。

“世界和平”有許多的定義，至少可以定義為“沒有世界大戰”和“世界上沒有戰爭”兩種含義非常不同的解釋。以前者為標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和平就沒有消失，今后十年，世界大戰的危險會越來越小。二戰后的世界和平與核武器及核威懾戰略是并存的，因此一般認為，在核威懾功能被廢除前，世界大戰不會發生。這意味著，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都不會引發世界大戰。以后者為標準，自有國家以來世界上每天都在進行戰爭，也就是說從來沒有過世界和平。中國崛起也不可能創造出沒有戰爭的世界。現在看不出中國崛起可以消除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的戰爭。無論與中國對抗的國家是否感到中國威脅，這對創造無戰爭的世界都沒有影響。現在世界上每年有30起左右的大規模軍事沖突，增加幾次和減少幾起，都改變不了世界上每天都有戰爭在發生的現象。

人民論壇：就現在而言，中國的崛起對世界上的哪些國家或地區影響最大？是否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沖突？如何化解？

閻學通：大國崛起是一個過程，崛起國的影響力也是由近及遠地延伸。即使是全球化的今天，崛起國影響最大的地區仍是其周邊國家。然而，由于影響是多方面的，而且有正面和負面兩種性質不同的影響，因此中國崛起對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家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從經濟角度講，中國崛起幾乎使全世界所有國家受益，甚至與中國對抗的國家都會受益于中國進口、出口、投資和技術發明。經濟上受益于中國崛起并不意味著政治上也必然受益。例如，美國受益于與中國的貿易量增長，但美國不愿失去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的國際地位。日本受益于在中國投資，但日本不愿失去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從安全上講，俄羅斯與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受益中國崛起最多，因為中國軍事力量越強大為上合成員提供安全支持的力量就越大。然而，日本和菲律賓侵占中國島嶼的安全則不會受益于中國崛起，他們會認為中國崛起對他們構成安全威脅。中日戰略矛盾不是因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導致的，美國是利用中日矛盾。沒有美國的介入，中日之間的戰略矛盾依然存在，因此解決中日矛盾的出路在中日，而靠美國不介入來解決中日矛盾是做不到的。

任何大國崛起都必然形成戰略沖突，因為霸主國不愿任何國家強大到與其平起平坐，其他大國也不愿別國比自己強大。“崛起困境”原理就是解釋為什么大國崛起過程伴隨著國際體系壓力越來越大的現象。中國崛起也擺脫不了這個規律。崛起帶來沖突是正常的，我們不應恐懼引發沖突，而是要考慮如何克服沖突，實現崛起。克服沖突的策略非常多，需要結合具體問題決定如何克服這些沖突。抽象地講，克服沖突的基本策略有兩類，一類是向沖突的對方讓利，使其看到放棄對抗政策獲得的好處比進行對抗的好處多；另一類是給對方造成損失，使其看到放棄對抗的損失比堅持對抗的損失小。有些同志只看到讓利可以解決沖突，而忽視了制造損失也能解決沖突，因此在遇到具體問題時，從來不分析和解與對抗哪種方法更有利于維護國家利益。

人民論壇：您曾經提出“中國要實行和平崛起戰略, 其需要研究的核心問題不是中國是否應選擇和平崛起的道路, 而是要研究哪些策略能使中國和平崛起”。那么，您覺得中國的和平崛起首要采取的策略有哪些？

閻學通：我參加了2004年關于和平崛起的研討會，我與許多與會者對和平崛起的問題認識不一樣。很多人討論的是中國應不應該和平崛起。其中有些人提出，和平崛起是目的，如果不能和平崛起，中國就應該放棄崛起。我與他們不同，我討論的是中國如何和平崛起。我認為崛起是目的，和平是手段。當和平手段無法實現目的時，就得改換其他手段，不能因和平手段不具備就放棄崛起目標。

我認為，和平崛起比武力崛起更困難，因此如果連武力崛起的能力都沒有就不可能實現和平崛起。我堅持認為，和平崛起的基礎是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強大的標準就是美國的軍事水平。當中美軍事力量相等時，和平崛起就具備了基礎，當中國軍事實力與美國有巨大差距時，中國就沒有和平崛起的條件。需要強調的是，當今中國國防建設的目標已經有所改變。上世紀50、60年代國防建設的目標是防止外部軍事入侵。但自從國際社會誕生了核武器之后，核國家間不敢進行大規模戰爭。面對這樣一個大形勢的變化，如果現在仍繼續堅持以往的國防建設目標的話，這是不符合我國實現民族復興這一戰略利益的。在沒有外部軍事入侵可能的條件下，仍以防止外部軍事入侵為國防建設目標，顯然是沒有意義的，而且是對軍事資源的浪費。在全球化的核時代實現民族復興，中國的國防建設要符合時代特點；與此相對應，中國現在的國防建設應以維護全球范圍內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為目標。如果我們的國家利益在南美受到侵害，而我國軍隊的作戰能力仍局限于中國邊境，這顯然是不利于我國民族復興的偉業。

再以和平統一臺灣為例。在美國有12艘航空母艦的條件下，我國擁有6艘航空母艦，就具備武力統一臺灣的條件，當我國也擁有12艘航母時，就具備了和平統一臺灣的能力。這個例子是為了理解和平崛起的基礎是什么。至于縮小中美軍事實力差距并不是靠航母數量與美國一樣就能實現的。軍事力量包括了軍事裝備、軍事機構、作戰指揮能力、軍人戰術能力等多方面的因素。故此，中國和平崛起迫切要求我國進行徹底的軍事改革。我國的軍事體制是在上世紀40年代解放戰爭的基礎上形成的，比較適宜在我國大陸境內進行作戰，而不適宜在海外特別是海上進行作戰。軍隊文藝團體的存在僅是這個軍事體制不符合時代需要的一個連外行也看得出來的突出表現，而我軍需要改革的內容幾乎涉及到軍隊的各個方面。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道義現實主義外交視角下的中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