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益增加的信心和確信，而不是平淡無奇的寬容，讓民主社會能夠對抗狂熱因子及其美麗超凡的領袖的召喚。只有重新致力于民主思想，才能扭轉正在破壞西方社會的普遍的不滿和脫離。“伊斯蘭國”圣戰者只不過是西方社會最麻煩、最危險的癥候。

在“伊斯蘭國”崛起的過程中，最令人心寒的也許是：如此之多的西方國家公民加入其中，淪為人肉炸彈和斷頭人質。為何成百上千的穆斯林—其中許多人受過教育、來自中產階層家庭—離開舒適的西方民主國家加入這個殘忍的野蠻運動？什么導致年輕男女容易受到極端主義伊斯蘭信息的影響？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目睹了20世紀30年代納粹的崛起，他描述了極權領袖的危險號召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在將個性拱手交給一種組織時所體驗到的令人滿足的自我強化。對這些納粹黨羽來說，自由是一個造成心理負擔的環境。弗洛伊德的門徒之一、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急切地想逃離自由選擇的要求—通過接受僵化的信仰或一致的規范—對于那些強大的自主身份或為自己著想的能力尚未充分發展出來的人來說，特別迫切。

西方圣戰者所叛逃離開的當代民主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程度。很難想象有哪種形式的政治社會要求如此之少的成員忠誠、施加如此之少的共同規范、實施如此之少的行為準則。在生活中的幾乎每一個方面—道德、禮節、性行為、家庭結構、職業和宗教信仰—西方人都擁有隨心所欲的自由。

這似乎是令人十分渴望的狀態，有益于培養好的生活。但在過去數十年中，西方民主國家經歷了顯著的身份危機，一個明顯的標識是不愿宣揚組織倫理原則或不愿在國際舞臺上推進民主價值。

在內部，不愿參與政治制度的情況普遍存在，一些公民特別是年輕人的不滿日益激進。心理不健全的情況也日益普遍，從厭食和肥胖到注意力缺陷，還有無處不在的抑郁癥，所有這些導致精神藥物消費量大增。

這些癥狀和癥候用純粹的經濟理論是無法理解的，因為它們在中產階層中間與在窮人中間一樣普遍。但是，有可能在西方的無阻礙自由和寬容精神下，一些人無法構建足以應對持續個人選擇所需要求和壓力的心理基礎。

我們是在與他人的關系中發展我們的身份的。文化假設、思想和志向的納入構成了我們對世界的感知，為我們提供心理和道德方向。在當今開放的多元文化社會中，選擇需要永遠存在，不管是平淡無奇的問題（應該買哪個牌子的牙膏）還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從哪里去尋找生命的目標和意義）。但是，如果沒有共同的文化規范作為人們做出決定的基礎—比如如何實現福祉或如何引導生活等問題，我們如何區分好選擇與壞選擇？什么構成了對與錯，嚴肅與偽善？

從某種程度上講，選擇皈依狂熱伊斯蘭教義的西方人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體現的是一個廣泛得多的現象。“伊斯蘭國”冷酷嚴格的教義讓其追隨者不再需要承擔自主思考和選擇的迷失負擔。弗洛姆依然是對的：皈依“伊斯蘭國”這樣的致命運動也是因為不滿而逃離自由。

一些圣戰者的言論清楚地表明了這一聯系。“治療抑郁的良方就是圣戰”，一名西方應征者在“伊斯蘭國”視頻中如是說。“感受我們真正在感受的光榮。感受我們正在感受的幸福。”另一人明確地說，“不是民主。”對民主的厭倦創造了極端化的條件，而極端伊斯蘭運動十分了解如何利用這一點。

極端主義的迷人召喚，是不可能通過懇請歐洲清真寺中的原教旨伊瑪目停止灌輸年輕穆斯林男性平息下去的。伊斯蘭的召喚需要用更強大的民主及其基本價值召喚來制衡，需要用遠為強大的對我們政治制度中的這些價值的肯定來制衡。

是日益增加的信心和確信，而不是平淡無奇的寬容，讓民主社會能夠對抗狂熱因子及其美麗超凡的領袖的召喚。只有重新致力于民主思想，才能扭轉正在破壞西方社會的普遍的不滿和脫離。“伊斯蘭國”圣戰者只不過是西方社會最麻煩、最危險的癥候。
文/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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