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批判性地建立在制度變遷的廣義理論以及才能配置理論之上，作者提出一個關于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的新理論：“帝國的光環”理論。作者認為，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霸權地位使其吸引了全世界的資本，特別是在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而大量的外資流入逐漸增加了美國放松大蕭條后建立的金融管制體系的壓力。大量的外資流入和對金融管制的放松最終導致整個美國經濟結構過度金融化，特別是使得美國企業家和精英才能“誤配置”，進而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發生。來自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七個核心發達國家的經驗數據高度支持我們理論的推定。這一研究還表明，任何以單一主權貨幣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都是不穩定的。

一、危機之謎

2008年，美國爆發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和解體以來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機。理解這場爆發在全球金融中心美國的危機的緣由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和國際金融體系的制度設計都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義。

目前對這場危機的解釋主要集中在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監管失敗論、金融寡頭論和美國的過度金融化等路徑上。這些不同視角的解釋有一個共同基本觀點：金融業的膨脹造成了美國經濟(以及社會)的過度金融化，過度的金融化進而導致了整個美國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失衡，最后，只等一個導火索，危機就爆發了。就2008年金融危機的淺層次原因而言，這一理解在學界基本沒有太多的異議。

但是，一個更為深層次的問題應該是：美國的經濟為什么會“過度金融化”?難道僅僅是資本家的貪婪和政府的監管不力，或者是資本主義體系的致命缺陷?在這個問題上，學界和政策界的討論還不夠精致和充分。

本文將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為2008年金融危機的深層次緣由提供一個機制性的解釋。我們認為華爾街金融從業者收入水平的“人為虛高”，將大量的人才吸收到金融行業，進而使得美國的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越來越空心化，這才是導致美國金融業與制造業嚴重失衡的根源所在。

還將國際因素和國內因素有機地結合起來：首先，2008年危機在美國的爆發不僅僅是一個美國國內的金融監管問題，其深層原因有相當一部分是國際因素。其次，在制度變遷的廣義論和其他制度主義文獻上，我們強調制度變遷的核心是權力和觀念的結合。最后，這一理論還建立在“才能配置”理論之上，強調制度(變遷)對經濟體系的決定性作用。

本文的解釋不是建立在單一因素之上，而是圍繞著這一問題構筑一個能夠將各種因素串聯起來的解釋機制–“帝國的光環”理論。具體而言，由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霸權地位，美國的頭頂上籠罩著一個“金融體系最穩定、最安全”的光環。因此，美國吸引了全世界的資本，特別是在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而大量的外資流入則逐漸增加了美國放松大蕭條后建立的金融管制體系的壓力。外資流入和對金融管制的放松最終導致整個美國經濟結構過度金融化，特別是使得美國企業家和精英才能“誤配置”。當這一切都準備就緒之后，只需要一個類似于伊拉克戰爭這樣的導火索，金融危機就在這樣一個此前許多人認為是最為健康和成熟的美國發生了。

本文以下內容主要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批判性地回顧了目前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既有解釋，指出它們的貢獻和缺陷。第二部分具體闡述“帝國的光環”理論的邏輯過程。第三部分將美國與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這六個核心發達工業國家放在一起作為樣本，用1970-2010年的數據檢驗“帝國的光環”理論的一些核心推論。第四部分運用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來進一步支持“帝國的光環”理論的兩個關鍵環節：首先，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和金融管制的放松對大量外資向美國流入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其次，外資的流入會拉大金融業與制造業的收入差距。因此，看起來對美國有利的“美元霸權”其實可能是一劑緩釋型的毒藥。第五部分是簡短的結論。

二、既有解釋的不足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各種指責紛至沓來。有人認為這是由于美國人的貪婪釀成的惡果，所謂的“住洋房、開豪車”的“美國夢”刺激了華爾街的金融產品設計師在金融創新上朝著“無錢也能消費”的方向努力，加劇了金融行業的不穩定性。新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金融危機驗證了馬克思早就預言過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矛盾。愛德華?沃爾夫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就指出了美國經濟中的“非生產性行為”正在拖慢生產性行業的增長速度，這將會造成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相對惡化，從而加劇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同樣借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謝富盛、李安和朱安東也指出：“實體資本通過不斷增強金融活動以改善資本贏利能力的同時，金融業自身也變為一個在經濟活動中越發具有特權的積累機構。”在他們看來，這種積累模式其實造成了整體經濟利潤率的下降，從而導致危機的發生。除此之外，一些人也將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歸罪于新興金融體的加入競爭，尤其是被稱為“金磚四國”的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擠占了資本向美國的流入比率。同時，由伊拉克戰爭引發的油價上漲與其他一系列惡性后果也難辭其咎。除了以上這些因素之外，目前對于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的主流解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路徑上。

(一)監管失敗論

1929年大蕭條之后，美國吸取了慘痛的教訓，意識到必須遏制金融領域中的過分投機行為，于是便有了 1933年通過的著名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也稱做《1933年銀行法》)。該法案在降低美國金融業風險和控制金融業膨脹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金融管制開始出現大幅松動。首先，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存款機構解除管制與貨幣控制法案》，對1933年的管制進行了第一輪的松動。1995年，眾議院銀行委員會新任主席、議員詹姆斯?李奇向國會提交了廢除《1933年銀行法》的議案，這一議案獲得當時財政部長羅伯特 ?魯賓的支持，這一被稱為“金融現代化”的方案松動了美國的金融監管。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通過則最終宣告了《1933年銀行法》的死亡。

管制與放松管制的一個爭論焦點在于銀行能否經營證券以及其他高風險的投資業務。《1933年銀行法》明確禁止商業銀行包銷和經營公司證券，將投資銀行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嚴格地劃分開，從而保證商業銀行避免證券業的風險。而1999年《1933年銀行法》的廢除使得商業貸款人可以簽署和交易抵押貸款證券和債務擔保證券等，并設立結構性投資工具來購買這些證券。金融業的放松管制，打破了金融風險與商業銀行之間的防火墻。后果是使得銀行的角色和行為都發生了改變，由傳統的儲蓄和借貸作為主要贏利手段，轉向通過金融投資來獲得高額利潤，這使得銀行同時可以從事授予貸款和使用貸款投資兩項存在“利益沖突”的業務，因而重新加劇了銀行作為存款機構所承擔的高金融風險。2008年金融危機到來之初，許多專家就意識到金融管制的放松是重要原因之一。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帝國的光環：美國金融危機的歷史制度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