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紅包系統代碼寫作自2014年1月10日開始。此時距微信紅包發送達到峰值還有20天。在深圳騰訊總部大廈的9、10兩層，一個大約10人的微信紅包團隊，開始夜以繼日打造一個即將引爆中國人情社會的系統。
張小龍并未參與“微信紅包”這一牽動人心的產品的具體研發細節。
一個大約10人、隸屬于騰訊財付通基礎產品中心的核心團隊主導了開發過程。財付通公司基礎產品中心的產品總監弓晨告訴《博客天下》，微信紅包第一次關鍵閉門會議中，微信團隊成員直接參與了策劃與討論。
在騰訊內部，想要和微信合作并不容易，因為接入微信接口意味著這個產品會在極短時間內擁有微信此前沉淀下來的龐大用戶量。這一次，微信紅包無疑是一個拿到入場券的幸運者。
“張小龍太忙了” 弓晨說，“沒有直接參與到細節。”不過，一位接近微信團隊的人士表示，微信的任何新功能上線都必須經過張小龍同意。
但微信紅包這個產品與微信之父張小龍的理念是一致的。張小龍曾說：“做了這么多年工作以后，我感覺對人性的把握是最重要的。”這正是微信紅包成功的基礎。
這個能夠發送和領取紅包的系統將包裹人性、關系、金錢、欲望，在春節這一特殊的節日里，攪動800多萬中國人。
從農歷除夕到正月初八這9天時間，800多萬中國人共領取了4000萬個紅包，遍布全國34個省級行政單位，每個紅包平均包含10元錢。據此推算，總值4億多元人民幣的紅包在人們的手機中不斷被發出和領取。除夕夜參與紅包活動的人最多，一共有482萬，流量最高峰出現在零點前后，在達到瞬間峰值時，每分鐘2.5萬個紅包被拆開。
在這個微信紅包流行的節日里，一位名叫龔文祥的電商商人親身體驗了一場利用紅包的賭博游戲，對微信紅包的異化，他感到憂心忡忡。
很多中國人也在尋找一個名叫陳光標的中國富豪，他以高調炫富和隨意向陌生人發錢的慈善形式著稱。而一個騙子則利用這些人的投機心理，假冒這位中國富豪，悶頭搶了每個群里其他人派發的總額驚人的微信紅包。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微信紅包送來的金錢和祝福，對微信紅包充滿怨氣的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中國農歷馬年正月初二，在鋪天蓋地的微信紅包中，坐擁中國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寶”的他終于沉不住氣。正月初二晚10點，他在來往一個名為“江湖情”的扎堆群中稱，他的老對手騰訊利用微信紅包發起了一場 “珍珠港偷襲”。
盡管出奇的憤怒，馬云贊揚對手：“確實厲害，此次春節‘珍珠港偷襲’確實計劃和執行得完美。”這位阿里巴巴的創始人把微信紅包的成功視作對自己的教訓，并暗示，微信紅包背后是騰訊針對他和支付寶的一次陰謀。
在表達憤怒之余，他流露出更多的是無奈。“前幾天，媒體上突然出現一系列針對支付寶、余額寶這不安全、那不安全的各類系統性傳播，不管你如何辟謠，不管你如何證明你比傳統銀行安全十倍以上，并且保證有問題全額賠償……”
在這場無論對馬化騰和馬云都至關重要的第三方支付競爭中，一貫強勢的馬云將自己視作一位受害者，他在來往群里控訴“在中國商業競爭中最厲害的‘黑客’是寫‘黑材料’的黑客！”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根據語境，很容易推斷他所批評的正是2013年下半年憑借與微信合作而強勢上升的財付通，以及財付通背后對第三方支付充滿野心的馬化騰。
在這個春節里，微信紅包的火爆無疑破壞了馬云的節日心情。
近身肉搏
1月28日下午，“新年紅包”的圖標第一次出現在了微信“我的銀行卡”界面中，6億多用戶可以直接進入微信紅包的頁面開始發紅包。
這天下午四點鐘左右，“新年紅包”圖標首先在微信的誕生地廣州出現，隨后的四個小時中，才逐漸蔓延到中國的其它主要大城市，再到二、三、四線城市，直至全國。
在這四個小時中，弓晨和她的同事們瞪大了眼睛緊盯著電腦屏幕上顯示的數據和用戶的反饋。每放開一個城市，使用微信紅包的用戶和用戶們發回的反饋就會猛增，“過程真是驚心動魄”弓晨回憶。
她向記者解釋，每當上線一些重大的功能時，財付通團隊都會采用這種謹慎的“灰度”上線方式，以防出現意外，此前在推出嘀嘀打車時就先開放了北京作為試點，再把范圍擴大到全國。
微信紅包系統的締造者之一，騰訊財付通公司副總經理吳毅，并不是一個活躍的公眾人物。但微信紅包的走紅讓他突然成為了媒體的聚焦點。
當媒體記者告訴他“外界盛傳微信紅包讓微信支付用戶一夜之間突破1億”時，他被這樣的傳言驚呆，他說：“傳得太夸張了。”這位還沒有習慣媒體追捧的副總經理甚至懇請大家對微信紅包保持理性。
與產品團隊的低調一致的是，騰訊CEO馬化騰并沒有為微信紅包做太多宣傳，但是細心的網友還是發現了他支持微信紅包的蛛絲馬跡。
1月26日，微信紅包功能公開上線的第一天，一張網絡流傳的截圖顯示馬化騰正邀請一些企業老板測試“搶紅包”功能。在這張截圖上，馬化騰發了一個隨機紅包鏈接，50個隨機紅包，人均有20元。截圖還顯示，中石化的孫維躍和廣廈集團的樓江躍都領到了紅包。而香港創意服務有限公司的總經理羅綺萍也在騰訊微博上曬出馬化騰在微信上發給她的188元紅包。
微信紅包團隊的產品總監弓晨告訴《博客天下》，在這次微信紅包的開發過程中，測試方式正是同事之間互相發紅包，每當產品有改進時，他們便會邀請團隊負責人或是公司更高級別的領導到研發團隊的群里 “發紅包”，以測試產品功能，同時把貨真價實的人民幣收進自己的賬戶里。
起初，弓晨和同事只把微信紅包當作一個春節的應景之作，并沒有想到它竟然會引起如此大的討論，甚至引來競爭對手馬云的吐槽。
用微信支付做“紅包活動”的想法最早誕生于3個月之前。弓晨作為產品總監，參與了微信紅包開發的整個過程。
2013年8月，財付通正式與微信合作推出微信支付后，弓晨所在的基礎產品中心就開始不停地為微信支付研發新產品。
從那時起，弓晨和她同事的每一步動作都像是和支付寶在進行近身肉搏。
2014年1月5日，嘀嘀打車與微信支付合作，從1月10日到2月10日每單用微信支付完成的訂單將獎勵司機和乘客各10元錢。
17天后，馬云的支付寶也與快的打車合作，在支付寶錢包中內置打車功能。用支付寶打車并付款的乘客將獲得10元優惠，而司機將獲得15元獎勵。
1月22日，馬化騰的財付通又推出了與華夏基金合作的理財通，原理與支付寶的余額寶相同，即在第三方支付工具上附加理財功能。
雖然理財通推出的時間比余額寶晚了半年，但甫一出場就以高出余額寶收益率的姿態賺足了關注度。1月26日，理財通的7日年化收益率飆升到了7.90%，而余額寶在2014年還沒有超過7%收益率的成績。
這兩項功能的誕生被視作財付通趕超支付寶的重要步驟。不常發聲的馬化騰此刻也開始力挺騰訊財付通團隊。他在2014年只發了兩條騰訊微博，一條是轉發微信嘀嘀打車的教程，另外一條就是幫助財付通轉發理財通的推介微博。
弓晨向記者證實，微信版嘀嘀打車確實是騰訊戰略性的產品，用以培育用戶使用微信支付的習慣。但說到微信紅包，吳毅與弓晨都不認為這是一個背負了沉重戰略目標的產品，“不過是一個應景之作。”
激發“狼性”
龐大系統的誕生時間是2013年11月，一次基礎產品中心的頭腦風暴中，弓晨和同事們想到了可以在2014年春節時，把公司內部發紅包的傳統做成一個應用，吸引普通用戶使用，增加啟用微信支付的用戶數量。
按照騰訊公司傳統，農歷新年后上班的第一天，馬化騰及公司的高層都要親自給員工派發紅包利是，員工內部把這個傳統叫做“刷總辦紅包”。
這一天所有在深圳騰訊總部工作的員工幾乎都會暫時放下手中的工作，排隊前往位于騰訊大廈39層的馬化騰辦公室領取紅包，幾千人的隊伍從39層一直排到1層，在大廈外的廣場上曲折蜿蜒。而在員工之間，也會有下級向上級、未婚同事向已婚同事討要紅包的傳統。
財付通公司成立后，每年向全體員工發電子紅包的任務就落在了財付通團隊的頭上，為員工設計電子紅包，他們已經做了五六年。
2013年初，騰訊公司行政部通過微信向員工發了每人200元的微信紅包，雖然只是財付通的一個簡單鏈接，但是被外界視為微信將與財付通打通的重要證據。
延續著現實世界的傳統，弓晨和她的團隊成員想到了可以在虛擬世界中搭建一個向朋友“討紅包”的系統，讓紅包在微信好友之間傳播。在技術上，“討紅包”這個功能類似于已有的AA收款功能，實現起來難度不大。
但這個創意卻被財付通副總經理吳毅推翻了。吳毅擔心被“討紅包”的用戶很有可能遭遇尷尬：面對突然出現的討要紅包者，給還是不給，給多還是給少，都會讓人難以拿捏，如果不是特別熟的朋友，給不好還有可能帶來誤會。“討紅包”的項目也就此擱置了。
直到今年1月初，弓晨和同事又重新拾起微信紅包的點子，這一次，他們從微信群的擲色子游戲中獲得了靈感。
微信中有一項隨機擲色子的功能，在微信群中多個好友一起擲色子是一種簡單又刺激的玩法。弓晨發現，如果把色子換成紅包應該也能激起大家參與游戲的興趣。和同事討論后，弓晨定下了這個“搶”隨機紅包的設計。
她預感讓大家以“搶紅包”的方式參與游戲，一定能“炸”出群里潛水的用戶，在微信群里營造出熱鬧的氣氛。
她的這個想法終于獲得吳毅認可。1月10日，弓晨和幾個產品與技術的同事開始了這個功能的技術開發，這時離過年只有兩個多星期。
只用十幾天的時間，技術人員就開發出了最初微信紅包版本。為了做測試，弓晨在微信上拉了一個150多人的群。
這是最先接觸微信紅包功能的一群人，其中包括財付通的員工、廣研微信團隊員工以及一些銀行的技術人員。在這個群里，大家的任務就是玩發紅包和搶紅包的游戲，并發現問題，提出改進意見。
起初，大家還只是測試性地互相發紅包，逐漸測試成為了真正的狂歡。群成員們會以“某某萬福金安”的祝福語炸出群里的高層人物，逼他們出來發紅包。當這一句話被群成員們整齊劃一地重復幾十遍時，一般被點名的人都會乖乖出來發真金白銀的紅包。幾乎每天晚上，這個群都能搶紅包搶到凌晨3點。微信紅包將人性中人貪嗔癡因子全都激發出來。
吳毅也是這個群的成員之一，他是財付通的管理者，是被逼發紅包的角色。他一語道破開發團隊的癲狂狀態：“搶紅包逼出了大家的‘狼性’。”這里的“狼性”所指向的正是人們面對游戲與金錢刺激時難以抑制的興奮與無盡的欲望。自此，測試群的群名稱也被改成了“微信紅包測試狼群”。
滿負荷運轉
“搶紅包”中蘊含的人性因子立即給微信紅包功能帶來了難以想象的熱度。
1月28日，微信紅包正式向公眾開放前，微信紅包早已在一部分接近騰訊圈子的微信用戶間傳開了。1月24日，弓晨發現本應該只有幾百個測試紅包的時候，出現了上萬個紅包，這讓微信紅包團隊意識到“搶紅包”功能的傳播速度遠比想象的快，如病毒一樣擴散的“微信紅包”潮流超出了他們的想象。
在微信紅包正式上線前，整個團隊幾乎沒有休息，忙著給微信紅包系統擴容，他們向騰訊公司申請，調來了10倍于原設計數量的服務器，并抓緊時間修改微信紅包系統的最后細節。
直到26日上線前，弓晨才請技術的同事把“發紅包”界面的一個按鈕名稱從“隨機紅包”改成了更吸引人的“拼手氣紅包”，并且改掉了先寫祝福語再搶紅包的流程。
“這樣搶紅包才會更快更爽。”弓晨知道怎樣抓住用戶的痛點。
當所有人沉溺于搶紅包的樂趣中時，微信紅包團隊的22個成員在深圳騰訊大廈9層和10層的辦公室度過了整個除夕夜。在最繁忙的幾天里，將近100臺服務器支撐起的龐大微信紅包系統滿負荷運轉，應付著全國幾百萬用戶。
在這個龐大的微信系統設計之初，弓晨相信10臺服務器就足夠支持簡單的發、搶紅包功能，然而到了除夕夜，她卻只能期待在用戶海量的需求下，系統不要崩潰。所幸雖然一些用戶需要不斷刷新頁面才能搶到紅包，崩潰的情況并未發生。
整個春節假期，微信紅包的病毒性傳播成為了最熱門的話題之一。財付通高級公關經理劉峰告訴《博客天下》，在春節假期里，發紅包最多的一位中國人發了將近2000個紅包，而另一位搶到紅包最多的中國人，則搶了800多個紅包。
說起微信紅包與支付寶紅包的不同，參與微信紅包開發工作的劉峰不無自豪，“我們是基于不同平臺做出來的產品。”他相信，微信紅包的火爆源于微信平臺上積累的真實社交網絡。他告訴《博客天下》，微信紅包只是財付通實現O2O服務中的一個嘗試。
繼2013年11月微信支付公布已經有2000萬綁定銀行卡用戶后，劉峰強調，目前團隊還不準備公布最新數據。可以推斷的是，財付通與支付寶的正面沖突將在未來持續下去。
2014年2月7日，正月初八是法定節假日結束后上班的第一天，不少公司開始用微信紅包的方式給員工發開年利是。而在位于深圳深南大道的騰訊大廈樓下，騰訊公司的員工又像往年一樣排起領紅包的隊伍。
行事低調的馬化騰并沒有選擇使用微信發送紅包，而是依照傳統，親手將紅包遞給了他手下的幾千名員工。相比科技手段，這位CEO顯然認為，這種傳統的、面對面的方式能夠幫助他建立起與員工更深的情感聯系。
本文來自2014年2月15日《博客天下》第151期，原文標題為《獨家揭密微信紅包前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