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兩會”期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今年赤字率擬從去年的2.1%提高到2.3%。但考慮到地方融資平臺整頓等因素，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低于外界預期。對此，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記者招待會上給出了另外的解釋，即考慮到結轉資金及地方債務償還方式變化等因素，今年的赤字率是2.7%而非2.3%，兩者相差兩千多億，這引發了網上廣泛關注。為何會產生這種差異？筆者認為并非誰的測算有誤，而是口徑不同而已。

口徑這一晦澀的字眼開始進入大眾的視野，不同的口徑揭示不同的信息，雖然社會大眾尤其是經濟專業人員對此并不難理解，但即便是財政專業的學者，可能也難以準確弄清財政業務的不同口徑，預算赤字、國庫現金、可用財力、機動財力、總預算等等，諸多的財政術語都對應著不同的口徑，揭示不同的深刻內涵。分析財政問題必須準確理解各種數據口徑，否則難以駕馭財政數據，得出的結論也就有失客觀。

如果大家仔細梳理一下中國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學者言論，財政專業人員談論金融貨幣政策的并不少見，但從事金融研究的學者談論財政政策的卻為數不多。雖然財政與金融學科背景有差異，但財政口徑等更為復雜的因素顯然有著重要影響。財政收支涉及經濟社會方方面面，財政收支分類極為復雜，財政口徑晦澀難懂，這是導致財政預算“內行說不清，外行看不懂”的根本原因，也是為何近年來“存準率、利率等貨幣政策”廣為外界熟悉，財政收支等財政政策卻相對閉塞的內在根源。

結合今年中國財政部提請全國人大審議的《關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摘要）》（以下簡稱《報告》），不同的口徑隱藏著內在的深刻內涵。分析不同口徑的數據，既有助于理解“兩會”期間釋放的財政信息，又有助于理解財政口徑的重要性。

《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40349.74億元，占GDP的22%。然而，如果考慮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54093.38億元、全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2023.44億元及全國社會保險基金收入39186.46億元，同時，為避免重復計算，扣除社會保險基金財政補貼收入8446.35億元，由此可計算得出2014年中國全口徑財政預算收入達22.7萬億，占GDP比重達到35.7%，表明2014年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獲得的資源達到三分之一多。同樣的方法測算，2015年全口徑財政預算收入達到23.9萬億，占GDP比重下降為33.9%，體現了新常態下，今年積極財政政策不僅體現在增支上，還體現在財政減收對微觀主體的減負上。

值得指出的是，分析上述問題時用到了2015年全口徑財政預算收入占GDP比重的數據，但財政部提交的《報告》并未給出該數據，相關測算需要2015年的經濟總量。結合李克強在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今年擬安排赤字1.62萬億、赤字率3%來測算，那么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結論。即2015年GDP總量預計為70.4萬億，相比2014年GDP的名義增長率預計將達到10.7%，如果扣除居民消費價格3%左右的目標增速，那么經濟實際增速或將達到7.7%，據此也能夠測算得出，樓繼偉所說的赤字率2.7%對應的赤字規模是1.9萬億，高出李克強所談赤字水平2800億，這是在財政赤字的單一口徑中隱藏的重要信息。

從財政風險角度看，不同的財政口徑也預示中國財政風險的不同狀況。今年中國繼續推行赤字財政政策，財政債務將繼續擴大，財政債務負擔難以下降，財政債務風險也就難以輕言緩解。然而，財政赤字有兩種口徑，財政預算赤字并不必然意味著財政現金流赤字，財政預算赤字不意味著財政現金流就必然緊張，只要現金流沒有問題，那么可以預見的是短期財政風險可控。從財政現金的全口徑看，截止2014年12月，財政國庫現金達到31275.3億，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滾存結余現金50408.76億，即使不考慮政府基金預算結余及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結余，中國政府財政現金流不僅沒有赤字，而且現金存量達到8萬億以上。世界上尚未出現擁有如此巨額現金流的政府出現財政危機的，由此揭示了中國財政風險短期可控的事實。當然，當前中國既發行大量債務又保留巨額現金的做法實質上違背了財務成本最小化的原則，凸顯了財政管理效率低下的問題。

除此之外，財政國庫現金存量年底劇減的事實還有助于解釋財政年底“突擊花錢”的現象。在本次中國“兩會”，該問題再次引發關注。2014年11月之前財政國庫現金月度波動不超過8000億，但財政國庫現金從2014年11月的45422.42億下降到12月的31275.3億，大幅下降1.4萬億，表明財政資金年底大量從國庫轉入社會，“突擊花錢”的事實得到驗證，這在歷年來已經呈現常態化。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國每年都是在3月份的人大會上批復中央財政預算，促使中央財政預算實際執行期限只有9個月，年底支出壓力就必然增大。同時，預算單位申報項目往往傾向于多報預算導致項目支出進度小于預算計劃，有些財政部門撥款“前緊后松”的問題也促使財政支出壓力往年底集中。當然，目前財政尚未構建預算編制、預算執行、預算績效評估的高效體制，財政預算編制科學性不高是導致年底“突擊花錢”的根本原因。

上述羅列的財政口徑的例子僅僅是冰山一角，近年來備受外界關注的中國財政在國防、教育、醫療、三農等領域的投入測算都有著頗為復雜的口徑問題。可以說，大至全國財政收支，小至鄉村的財務收支，都有著各種各樣的口徑問題。同樣的，財政口徑不僅在中國頗為復雜，在其他國家也有同樣的現象，比如國債，有些國家不包括地方政府債務，有些國家不包括社會保障債務，有些國家不包括政府隱性債務。各國財政數據口徑不僅與財政制度設計有關，而且與各國的政治體制有關，財政口徑復雜難懂也就不難理解。

在此背景下，社會難以提供各種口徑的數據，但不同財政口徑的數據隱藏諸多重要的信息，熟悉財政口徑就成為研究財政問題的前提，政府所需要做的不是修改口徑，而是堅持同口徑的數據的持續發布，讓不同的人群能夠各取所需。

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說，2007年以來中國實施財政預算收支分類改革，去年又大幅修訂《預算法》，這些都可能構成對財政口徑的巨大影響。中國政府應首先持續更新原有口徑的歷史數據，再考慮以新的口徑發布其他數據，這樣才能讓相關部門根據不同口徑的數據得出更客觀的結論，也才能讓外界更好理解李克強與樓繼偉關于赤字率的差異。

文/陳建奇 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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