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國際關系中，再也沒有比中美關系更為重要也更難以處理了。這對關系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雙邊關系，也決定了世界和平與戰爭問題。只要中美關系維持在穩定狀態，兩國之間沒有重大沖突，其它區域性沖突就很難改變世界權力格局。可以說，中美關系是當今國際關系的一對結構，任何一方出現問題都會導致整個國際體系出現問題。
但是，中美關系也是很脆弱的一對關系，因為一個是現存的大國，另一個是崛起中的大國，或者說，一個是既得利益，另一個是新利益。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在西方，這幾乎已經被視為國際關系的“鐵律”。人們發現，自1500年以來，一個新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大國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發生戰爭的就有11例。最顯著的就是德國。德國統一之后取代英國，成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在1914年和1939年，德國的侵略行為和英國的反應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在亞洲也有類似的經歷。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戰歐洲殖民地在亞洲所建立起來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秩序，最終爆發了日本以反對西方列強為名，而侵略亞洲其它國家的戰爭。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競爭霸權是世界政治的“常態”，合作則是“非常態”；兩個大國之間的戰爭是“常態”，和平則是“非常態”。今天國際上流行的各種國際關系理論，都在指向著中美不可避免的沖突，包括霸權爭奪理論（中美爭奪霸權）、霸權衰落理論（中國挑戰衰落的美國）、權力轉移理論（世界權力從美國轉移到中國）、民主和平理論（中國不是民主國家）等等。中國領導層并不相信中美沖突的“宿命”，努力打破這個“宿命”。
中共十八大以來，明確提出要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即通過加強合作，避免沖突和戰爭，維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的話就是，中美關系要跳出“兩個大國必然會發生沖突”的常態，而維持和平的“非常態”（《聯合早報》，2015年4月12日）。如果中國不能逃避“霸權之爭”的“常態”，就很難和平崛起于世界。對中國來說，如何理性地和美國打交道，會是一個永恒的問題。在很多問題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計美國力量，尤其不能對美國的衰落有錯誤的估計。錯誤的估計會導向錯誤的決策和外交行為，造就顛覆性錯誤。
要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識到中美兩國所結成的結構關系。冷戰之后，美國成為唯一的霸權，世界權力結構呈現一霸結構。中國的崛起又再次促使這個結構發生變化。發生的變化是什么？對此人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有人說這個變化是一霸多強，或者國際權力的多極化。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在全球化狀態下，世界只有一個，也就是說世界只有一個權力體系，一個霸權。如果說是權力多極化或者多強，也只是說是一種“內部多元主義”（internal pluralism），即一個權力極內部的多個權力中心，并且多個權力中心都是圍繞著唯一的霸權即美國而運作的。如果中國在今后不選擇前蘇聯的道路，只有一個權力極的局面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到現在為止的情況看，可以說，中國不僅在過去沒有選擇前蘇聯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選擇這條道路也很難。
這種情況的呈現形式，就是近年來人們所談論的“G2”結構。盡管人們對G2結構有不同的理解，但這個結構的形成是國際政治客觀權力結構變化的產物。G2結構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實上的。這一結構的產生不僅是因為中國的高速發展，也是中國戰略選擇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選擇加入了美國西方為主導的國際體系，這是中國“和平崛起”和“和平發展”的結構性保障。盡管這個體系存在著很多缺陷，但中國并不是要在體系外挑戰它，而是力圖在內部改變它。中國已經在這個體系內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進而，中國內部的高速發展，表明中國在體系內的地位上升，幾乎在所有中國已經加入的國際組織里面，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等，中國都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在G2結構內部，就雙邊關系來說，中美兩國已經高度相互依賴，尤其是在經濟關系上。這種相互依賴關系非常重要，使得美國要把中國作為“敵人”來對付就非常困難。如果沒有這種相互依賴性，美國就很容易把中國作為“敵人”來應付，因為這不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直接的損害。但有了這種相互依賴性，美國如果要把中國作為“敵人”來打擊，就會直接損害到自身的利益。再者，這種依賴性也有助于美國在制訂其中國政策時，平衡其各方面的國家利益。
例如，美國在處理和日本等盟友的關系時，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經濟上的“中美國”（相互依賴關系）和戰略上的“聯盟”。如果兩者失衡，美國的國家利益必然遭受嚴重損害。對美國來說，中國和同盟都很重要。無論是處理和中國的關系，還是處理和同盟的關系，都是為了保持其霸權地位。沒有同盟，美國的霸權地位會受到中國的挑戰；而如果失去了中國，美國也同樣保持不了霸權地位，因為屆時有可能會形成昔日美蘇冷戰那樣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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