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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能否成為中國統一的理論依據？如果不能，那么如何解釋在世界邁向現代的過程中，早期形成的現代國家，在尋求正當性依據時與民族主義的匯合且得到民族主義的高度支撐，民族主義成為了現代國家的主要特征？[1]如果民族主義是有效的、普適性的理論依據，那么又如何解釋，在中國邁向現代世界、建構現代國家的進程中，卻出現了民族與國家的不重合，導致有共同傳統的兩岸之間，卻在統一國家的建構上相形甚遠？思考這個問題的起點，是古代中國的組織形式與現代國家的組織形式的差別。白魯恂（Lucian Pye）曾斷言：“中國是佯裝成國家的文明。”這一斷言至少揭示了古代中國與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現代性的追求，至少要求中國對國家這一組織形式的基礎，進行重新的聚合。進而思考中國在進行形式上國家建構過程中，民族主義是如何從建構國家的外來概念轉變成建構國家的內在支持的。同時正視：為什么借現代性的民族主義追求統一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卻因為要完成現代性而導致分裂，使得兩岸之間陷入了完成現代性就要忍受分裂代價的局面？今天新的世界挑戰已經向中華民族走來，如何吸取現代性（抑或民族主義）的教訓？要思考這一問題，首先就要厘清在現代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即從civilization-state到nation-state的過程中，與民族主義的關聯是什么？民族主義又起了什么樣的作用？

一、政治整合——民族主義與現代國家的關聯

要理解民族主義與現代國家的關系，首先得從理論上梳理西方現代國家在形成的過程中，民族主義與國家組織體系是如何共同作用,從而確立起現代國家的性質的。這里就有民族主義與現代性在時間和空間上同步性問題，因為“現代”不僅僅是在時間維度上從古代、近代到現代的時間軸上的標尺而已。相比于它的時間特性而言，“現代”更是一個空間概念，指的是近代西方貢獻出的那個特定的現代社會架構。在里普森（Lipson）看來，“民族國家是西歐第三次尋求國家理想規模的試驗”，[2]民族國家意味著以民族為基礎建立國家。新的共同體必須是民族的，這樣既抵制了宗教意義上的帝國組織體系，又超越了地方主義的城邦國家，使得歐洲國家的規模避免了太大和太小的兩個極端單位，達到一種幸福的穩定狀態。這里至少傳達出這樣的信息：民族國家是西方社會繼古代社會（城邦國家）、中世紀（帝國體系）之后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從時間序列上看與現代性是同步的。無獨有偶，美國學者安德森認為民族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形成的原因是現代技術與現代文明。“在積極的意義上促使新的共同體成為可想象的，是生產體系和生產關系(資本主義)、傳播科技(印刷品)和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個因素之間半偶然的，但又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3]也就是說民族共同體是社會發展的產物，而不是歷史上就已經一直存在著，它是在現代技術、人們間的相互交流傳播這一系列文化符號的基礎上產生認同的共同體，具有現代的特質。

從空間維度上看，就是民族主義能否支撐起現代國家的組織架構的問題。現代國家的構成，從獨立性來看，可以從主權、領土和人口三個要素進行考量。民族主義為主權這一非自然概念提供了實體性的歸屬。主權意味著在一定的領土范圍內，由有共同認同的人民組成社會，且不受外來統治，是構成最高決策和解決爭端的最終權力。民族主義為主權提供了對內維持秩序和增進國民福利的目的，以保護、庇佑者的形象為現代國家政治統治權力辯護；對外則以獨立、自強的姿態展示于世界，為現代國家的國民提供了自豪感，以愛國主義的形式，為新型的國家提供了合法性的認同。就領土而言，民族主義為現代國家的疆界提供了鞏固和擴大的依據，把現代國家的領土要求轉化成了生存共同體的自然權利，并與主權概念相結合，把國民權利、義務和責任坐實在固定的地域中，彌補了個人、集體和國家三者之間邏輯遞進關系上的缺陷，有效的整合了傳統和社會等現代國家的要素。就人口而言，民族主義突破了種族和地域的限制，有效解釋了現代國家的復雜構成。民族主義既可以解釋同一國家內為何國民之間存在著種族、語言、宗教等諸多不同，也可以解釋不同國家為何存在著同樣的制度、語言和宗教。民族主義成為了正反兩個方向劃分“我們”和“他們”的有效方法。這樣一來，民族主義把國家（country）、公民社會與個人權利和主權、憲政與公民資格統一為現代國家（nation-state）的制度建構上，成為了現代國家的判別依據。

當然，這種認識也有它的理論困境：假定民族主義的確與現代化密切相關，那么可以作如下推斷：民族主義可以帶來現代性；民族主義是政治家或民族領袖推進現代化的工具；民眾為了追求現代化也支持民族主義。針對這一觀點布魯伊利(Breuilly)認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也有一些因素對現代化并不是有利的，反而是有害的，比如某些民族主義對于傳統符號與價值觀的認同；同時，民族主義容易被政治家或民族領袖用來認同政府和支持政府政策，特別是在一些地方，民族主義會被用來反對現代化。但是布魯伊利并不是把民族主義與現代國家截然分開，他認為民族主義不能與任何特殊的文化特征或社會安排相聯系，也不能與現代化的通訊技術特殊的階級利益任何特殊的經濟關系、某種心理需求或特殊的社會功能相聯系，人們不能在上面所說的基礎之上建立民族主義的理論。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形式。我們總是企圖在民族主義背后去尋找一些文化的、社會的、經濟的或心理上的基礎，并將其視為是民族主義的真實的原因。在做這些之前，我們應尋求作為一種政治形式的民族主義究竟是如何運作的。[4]這里布魯伊利告訴我們民族主義與政治相關，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力，權力在現代社會主要體現為對國家的控制，所以民族主義的中心原則應當是與奪取國家權力和運用國家權力相關聯。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才能更好地理解在現代社會為什么民族主義會成為一種最有效的獲取權力的手段。基于上述原因，布魯伊利將民族主義定義為：“民族主義主要是指一種政治運動，它尋求和行使國家權力，并以民族主義觀點使行動得到辯護。”[5]

布魯伊利的論證其實跟現代性與民族國家相關性并不矛盾，他把民族主義理解為一種政治動員力量和運動。這里的關鍵是如何理解現代性。本文界定的現代的空間維度實際上就是政治制度的安排形式。可以說民族主義實際上是為現代的政治安排提供支持和依據。這樣的現代國家構建方式逐漸被后發外生性（later comer）現代國家所仿效，于是，產生這樣一種認識：民族主義是建構現代國家有力的理論支持，至少它是傳統國家邁向現代國家過程中，實現轉型社會政治整合有效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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