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幾十年來兩國發展形勢易地而處，中國沒有經過那么多折騰，走那么多彎路，在政治、經濟、教育、國民素質等各方面都優于日本，那么今天就該是日本需要中國的貸款、投資和技術而不是相反。

原編者按：日本源遠流長的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榮辱觀系于戰爭勝負。應該承認，戰后日本被迫放棄軍備，其經濟建設成就舉世矚目。在新的形勢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來贏得國際地位。但是從心理上講，如果徹底否定侵華戰爭，就要否定19世紀末以來的一系列對外征服的“業績”。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視世界的傳統是什么呢?筆者認為，日本人正是在這方面缺乏自信，才不肯徹底否定過去的罪行。

歷史文化根源：與德國的比較

首先從歷史文化看，日本與德國迥然不同。德國地處歐洲中心，除了自身的獨特性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歐洲文明乃至整個西方文明的組成部分，而且在科學、哲學、文學、音樂等領域做出過影響人類發展進程的貢獻。所以，盡管德意志民族的種族優越感和傳統政治中的專制主義成分滋生了法西斯主義，但是更為源遠流長的是和歐洲文明相一致的自由、理性、科學精神。這是否定和批判法西斯主義的深厚的思想資源和強有力的武器，也是德國人足以引以自豪的光榮傳統。他們可以把希特勒的德國當作歷史的岔道，而曾經擁戴他，或未能阻止他，是德國人犯的嚴重錯誤，也是恥辱。承認了錯誤，洗刷了恥辱，回到正道上來，歷史照樣輝煌;匯入歐洲共同發展的潮流，前途大有希望。

日本則不然。對于世界文明來說，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日本都是后來者。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全力學習西方，成績卓著，國力突飛猛進。但是，日本真正學到手的主要還是器物和實用的層面。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日本也曾大力引進，但是自由民主思想始終是“外來”的，在精神上沒有融入日本文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國力初步強盛，但政治上的開明派卻被軍國主義派所壓倒，日本終止了剛剛開始的可能走向民主化的進程，并全力發展軍事強國。從此，日本在世界上的“業績”與侵略擴張聯系在一起。日俄戰爭、甲午戰爭，日本都是勝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也在戰勝國一方坐享其成。日本源遠流長的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榮辱觀系于戰爭勝負。應該承認，戰后日本被迫放棄軍備，其經濟建設成就舉世矚目。在新的形勢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來贏得國際地位。但是從心理上講，如果徹底否定侵華戰爭，就要否定19世紀末以來的一系列對外征服的“業績”。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視世界的傳統是什么呢?筆者認為，日本人正是在這方面缺乏自信，才不肯徹底否定過去的罪行。

還有一層，德國法西斯的理論基礎是推向極至的種族主義和極權主義。戰后，種族主義在理論上和國際公認的道義上已徹底破產。日本軍國主義固然也包含大和民族的優越感，信奉弱肉強食的原則，但是由于它沒有殖民地，因此沒有在思想上受到60年代民族獨立運動的沖擊。從歷史上看，日本民族作為黃種人的心態就是：一方面傲視其他亞洲人，一方面致力于“脫亞入歐”，以躋身于以白人為主的西方世界為榮。

國際社會的認識和態度的比較

很明顯，戰后半個世紀以來，以西方為主的國際輿論對待德、日的侵略歷史的態度迥然不同。試設想，假如德國出現對反猶“大屠殺”的罪行質疑的說法，假如德國教科書里出現美化納粹、為德國侵略辯護的內容，會在世界引起怎樣的反響和聲討?昔日的納粹分子哪怕隱姓埋名幾十年，躲到天涯海角，一旦暴露，即使行將就木也難逃審判。對比之下，日本右派、政客，甚至在職高官，卻一再發出關于日本侵華的奇談怪論，甚至公然在大阪的和平大廈舉行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活動，而抗議的只有中國人和海外華人，戰時的反法西斯“盟友”竟然都作壁上觀，一向好事的西方傳媒對此事也漠不關心，或一筆帶過，或干脆保持沉默。

筆者曾有一次親身體驗：在一次國際研討會上，我偶然舉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殺和反猶大屠殺。有一位法國學者在會外專門鄭重其事地找我談，表示他不能接受把這兩件事相提并論，因為他認為日本侵華與德國反猶是性質不同的。我為之愕然。他卻進一步解釋說，德國對猶太人是種族滅絕，日本對華是殖民戰爭，后者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中國的工業化，例如日本占領“滿洲”就使東北成為中國的重工業基地。我問他是否知道“三光”政策等，他說這可以稱作“暴行”，在戰爭中常見，而且中國人自相殘殺、歷屆中國統治者對本國人的壓迫和殺戮也不為不殘酷。這個觀點簡單概括就是以社會發展的“先進”和“落后”劃線，在西方有相當的代表性。換言之，德國法西斯打碎的是歐洲民主、自由、繁榮的天堂，而中國人本來就生活在地獄之中(這點與我國解放以后的宣傳有共同之處，下面還要提到)。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觀點。

有一點是事實，即德國侵略的對象包括蘇聯在內，都是發達國家，戰后恢復很快，而且占據世界輿論要津，從實力和聲勢都足以對任何法西斯殘余形成威懾。特別是受害最深的猶太人，戰后在全世界各個領域表現出類拔萃，他們除建立了小而強的以色列國家外，還已經匯入發達國家的精英階層。對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對象是亞洲不發達國家或西方殖民地，戰后情況復雜，自顧不暇。而日本卻在美國扶植下，不到二十年就躋身于發達國家行列。日本人一向尊崇實力，對于弱于自己的國家，自難低頭認罪。有些日本人直后悔當初不該打珍珠港(這也只是一部分人)，致使美國與中國結成同盟，否則中國是可以被征服的。

當然美國的政策在戰后關鍵時刻起了關鍵作用。戰后美國代表盟國獨家占領日本，當時盟軍司令部的任務是徹底鏟除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把日本引向和平發展的道路。應該說，在初期，美國的確朝這個方向做了努力。但是到1948年底中國共產黨取得全面勝利的前夕，美國的對日政策就產生了方向性的轉變，把遏制右派變成了遏制左派，由此而來的一系列具體政策都直接間接姑息、縱容了日本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包括至關重要的教育領域。日本人認為，執重整戰后秩序牛耳的美國尚且對日本表現得如此“大度”，不記前嫌，日本又何必向中國認罪呢?戰后日本成長起來的幾代人都是在這種氣氛下受的教育，再加之右派勢力有意掩蓋和歪曲歷史，作為一種全民意識，日本人對二戰的看法自然與今天德國人不同。

中國人反躬自問

最后，但也許是最重要的是中國人自己的不爭氣，外加對待這個問題的原則不一貫、進退無序。戰前的中國造成日本侵略者得逞之歷史原因姑且不論，只說戰后。二戰剛一結束，中國即陷入內戰。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視共產黨為心腹之患，為了搶占地盤，不惜利用戰敗的日軍抵制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令其不但不要就近繳械，還要作“有效的防衛，以待國軍接收”。從此時起，國民政府就對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所謂“以德報怨”政策，包括放棄賠償要求、赦免戰犯等，再無心思為肅清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為中國人民討回公道而斗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對日本的政策是以民促官，大力開展對日民間友好工作，確實卓有成效。不過當時與中國交往的多為進步友好人士，代表日本人中的反戰勢力。他們倒是一見中國人就先表示道歉，以未能阻止軍國主義而內疚。中國方面則總是說，不該由他們負責，強調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嚴格地把廣大人民與“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區別開來。這在原則上固然正確，但是可能形成一種錯覺，過高估計了和平友好人士的人數和影響，而對上述植根于日本民眾中的那種復雜心理的頑固性估計不足。誠然，中國人從來沒有忘記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災難，中國政府在與日本政府交涉中也從來沒有放松過堅持日本應該明確悔過的立場。但是在國內有關近代史的宣傳教育上，以民族劃線還是以階級劃線，常不一貫。曾有一度，在強調階級斗爭時，把日本侵略以前的中國描繪得一團漆黑。有一次我在與洋人閑談中隨便提到，日據時期我們在淪陷區吃“雜和面”的經歷時，就有洋人問，日本侵略前，中國人不也是挨餓嗎?

在對外政策與策略上，對日本常采取實用主義。五六十年代的大背景是一切圍繞建立反美統一戰線，把在所有問題上的斗爭矛頭都引向美國。這大體上沒有錯，但是聯系到反對核武器運動，剛好與日本人把自己當作戰爭受害者(不是受本國軍國主義之害，而是在國際上受害)的態度合拍。60年代初，中國經常派非官方代表團參加一年一度在東京或廣島、長崎舉行的反對原子彈大會，筆者也曾與焉。中國代表團的方針就是反對單純反核武器的“和平主義”觀點，而是要把日本人受原子彈之苦的悲憤之情引導到認清罪魁禍首是美帝國主義，從而反對日本現政府追隨美國的政策。至于美軍轟炸日本的起源、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責，在那種場合就顧不上了。又如有關蘇聯與日本北方四島之爭，在與蘇“牢不可破”時期支持蘇聯，在70年代蘇聯成為主要敵人時又偏向日本。在中美建交之后，當與美國摩擦嚴重時，往往幻想利用美日矛盾，聯日反美。還有在文化上認同日本為“儒家”文化，納入“亞洲價值觀”的范疇的說法也在我國頗為盛行，企圖以此來抵制“西化”。這是把政治文化與一般的文化藝術、風俗習慣等混為一談了。據我了解，真正對日本發展的歷史和文化有深入了解的專家鮮有同意這種觀點的。

假設幾十年來兩國發展形勢易地而處，中國沒有經過那么多折騰，走那么多彎路，在政治、經濟、教育、國民素質等各方面都優于日本，那么今天就該是日本需要中國的貸款、投資和技術而不是相反，可以斷言，日本朝野對中國的態度必有所不同，翻歷史案的逆流不會這樣囂張。當然這是假設，卻是甲午戰爭以來擺在國人面前的老問題。往者已矣，來者如何?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

來源:《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作者:資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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