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德國主動挑起海軍競賽的動因時，一個術語“風險理論”（Der Risikogedanke）是學者們經常提到的。它的始作俑者是“公海艦隊之父”馮·提爾皮茨海軍元帥，目的是在不必真正進行決戰的情況下，僅憑相對實力上的接近就迫使英國放棄發動新的特拉法爾加海戰的想法，繼而承認德國的第二號海軍強國地位。提爾皮茨還希望按照“風險理論”建成的公海艦隊能充當“世界政策的杠桿”，以便“不必在其他任何地方直接投入力量，單靠北海中的艦隊就能影響全球”。20世紀初德國的整個海軍軍備建設計劃，幾乎都是依據“風險理論”來操作的。

然而，“風險理論”既沒能避免英德兩國最終兵戎相見，在1914-1918年的海上戰局中也沒能為德國贏得任何優勢。這就使我們必須審視：“風險理論”的基本設定究竟是什么？為什么它沒能按照最初設想的模式影響真實歷史？

首先來看1897年第一次艦隊法案通過前，德國海軍中流行的傳統觀念。1871年完成統一后，德國同時瀕臨兩個窄海——北海和波羅的海，在這兩個方向上分別要面對法國和俄國這兩個假想敵。在傳統的安全設定中，德國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陸地，尤其是素有積怨的法國，加上軍事容克和大陸軍主義在第二帝國長期占據優勢地位，德國海軍在1873-1896年一直是以近岸防御和商業破交戰作為主要任務設定的，軍備建設也比較按部就班。到1896年春，德國海軍僅有4艘新的“勃蘭登堡”級戰列艦、10艘舊式鐵甲艦和8艘較小的岸防裝甲艦，而英吉利海峽周邊的法國艦隊有8艘新型戰列艦、8艘舊鐵甲艦、2艘岸防裝甲艦和2艘裝甲巡洋艦，波羅的海內的俄國艦隊則有5艘新型戰列艦、1艘舊鐵甲艦、8艘岸防裝甲艦和9艘裝甲巡洋艦，德方即使僅僅保持守勢都很吃力。由于實力對比懸殊，1880年代的德國海軍一度效法風靡一時的法國“青年學派”，鼓吹用魚雷艇對抗法俄兩國的主力艦，進行不對稱作戰。當時的海軍國務秘書（部長）馮·卡普里維和青年時代的提爾皮茨都是這一學派的擁躉。

當然，德國人也不是沒有考慮過“對稱”情形下的作戰。不過他們不像英美海洋國家那樣有輝煌的海軍歷史資源可供汲取，普魯士擅長的是陸戰，精通的也是以拿破侖戰爭為模板的近代陸戰理論——19世紀最有名的兩部戰略學著作，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和約米尼的《戰爭藝術概論》，都是以拿破侖戰爭作為觀察對象的，后一著作曾對馬漢撰寫其“海權論”四部曲發揮過重要影響。1880年代的德國海軍理論權威施滕策爾和馮·馬爾贊正是從約米尼的書里習得了“決戰至上”的觀念，并把殲滅敵軍有生力量、保持攻勢、在主戰場集中大部分兵力等陸戰原則化用到了海戰研究當中。如果把這些原則和馬漢后來的總結做對照，應該說共通之處很多，但必須注意：馬漢雖然也強調決戰的意義，但他對地理位置的決定性作用強調再三，并認為后者構成了海軍戰略的基礎之一，這些在德國的“仿陸戰”理論中是不存在的。而且，馬漢雖然認為艦隊決戰是建立制海權的最有效途徑，但他同時還強調，決戰的機會不是永遠都能爭取到的，如果無法遂行交戰，應嘗試通過封鎖癱瘓敵方艦隊，這也是德國人沒有認識到的。

這樣看來，以陸戰學說為根基的德國海戰思想，可以說是“窮人版”的馬漢理論，基本原則很像，思考的多方位性和豐富性則明顯不足。但和“青年學派”相比，這顯然是一種更常態的海軍思想。所以提爾皮茨在1880年代初受教于施滕策爾后，很快拋棄了“青年學派”，開始接受決戰中心主義的觀念。這種影響在他1894年起草的“第九號備忘錄”中表現的最為充分：提爾皮茨設想，德國海軍未來的假想敵是法俄聯合艦隊，作戰模式為主動進擊、在大規模決戰中消滅對手；為確保獲勝，平時的建軍計劃應以一線艦艇噸位超過敵方30%為目標，以建立數量優勢。

1897年，提爾皮茨升任海軍國務秘書，成為了德國海軍建設計劃的掌舵者。為了化解來自民間的壓力和德皇的海軍狂熱，加上提爾皮茨本人也篤信“大海軍＝海外利益＝世界大國”的公式，他開始把英國這個頭號海上強國設定為假想敵。但這樣一來就面臨一個問題：德國海軍學說的基礎是艦隊決戰，致勝的關鍵則是30%的數量優勢；但在英德海軍實力差距過大、英國對海上力量的投入又未見萎縮的情況下，德國很難獲得這種優勢。另外，當時的德國領導人還有一種被害妄想心理，他們總是擔心英國會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在德國的艦隊建成之前就將其摧毀。在這種背景下，提爾皮茨必須構思出一種能在短期內縮短實力差距、并且就長期而言可以動搖英國海上霸權的指導方略。到1900年前后，這個方略已經基本成型，這就是“風險理論”。

與之前的設定，“風險理論”可謂徹頭徹尾的顛覆。提爾皮茨否定了在全球范圍內與英國爭奪海上統治權的想法，而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了北海。他認為，英國需要分散其海上力量來保護分布于全球的貿易航線，能用在北海的兵力相對有限，是故德國只要在一定時期內投入足夠財力、專注建造主力艦，就可以在北海內取得局部數量優勢。不僅如此，德國甚至并不打算在北海內和英國真刀真槍地交戰，它只須積累兵力，“使最強大的海軍要毀滅它都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代價之高將損及其世界海軍的地位；于是只要想到此種風險，即足以產生嚇阻作用”。換言之，在德國建成大海軍的前提下，英國雖然依舊有可能對其加以攻擊、甚至取得全勝，但遭受的損失之大，必將使其在接下來的時間里無法抵御法俄等國的挑戰，從而有可能喪失海上霸權。權衡利弊之后，英國將接受德國成為第二號海上強國的事實，并與之分享海上統治權。而“風險艦隊”的規模也不必太大，只須達到英國在北海可用兵力的2/3。

不難看出，“風險理論”從一開始起就不是純粹的軍事政策，它更像是一種政治法術，獲勝的希望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上：提爾皮茨首先假定倫敦面對的戰略困境比柏林遠為復雜和鋪張，在新帝國主義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無論是出于威望還是實利，英國都不可能置全球霸業于不顧、把海軍力量調回北海圍堵德國；德國在歐洲大陸的局部優勢使其可以在短時間內對海軍建設投入可觀的資源，其新造主力艦的性能將逐步超越英國，而英國在陷入布爾戰爭泥潭、與俄國及法國又存在廣泛利益傾軋的情形下，不可能與德國進行曠日持久的海軍競賽。最終，倫敦只能從兩種出路中選擇自己的命運：要么與德國進行海軍競賽，代價是在北非、東亞和近東的權力真空很快被法俄美等國填補，且海上對決本身沒有速勝把握；要么和德國妥協，承認后者在海上力量及世界影響力方面已經與英國平起平坐，“共管”歐洲安全與殖民地事務。后一條路線也是德皇及其內閣的真實想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但英國恰恰不按德國人設想的套路出牌。倫敦在審時度勢之后，于1904年毅然與法國達成協約，以東地中海和北非控制權換取全面和解，并將地中海的部分艦艇撤回本土周邊；此前經由與日本的結盟，不列顛在遠東的安全義務也已大大收縮，節省下的資源完全用于海軍軍備擴充。“風險理論”賴以自證的第一條假設——英國不可能放棄全球利益而專注對德國的遏制——已經破產。

1914年8月4日，倫敦因為德國入侵比利時，正式向柏林宣戰。這是提爾皮茨最不愿看到的情況——“風險艦隊”原本就不是為作戰創建的，當真正面臨與英國決一死戰的狀況時，德國可資借鑒的行動模式依然是它的“窮人版”馬漢理論，但這在缺乏數量優勢的情況下是沒有可行性的。北海方面的英國主戰部隊“大艦隊”擁有21艘無畏艦、8艘前無畏艦和4艘戰列巡洋艦，在數量、火力、速度和航程上都超過只有13艘無畏艦、3艘戰列巡洋艦和20艘前無畏艦的公海艦隊。

不僅如此，德國在戰略地理上的缺陷也終于徹底暴露：英國“在戰爭爆發時已然處于最佳戰略位置。她的貿易生命線位于大西洋，從易北河口出發的德國艦隊對此鞭長莫及。另一方面，英國人卻可輕輕松松地在英吉利海峽和蘇格蘭外海切斷德國（通往大西洋）的貿易航線”（魏格納：《世界大戰中的海軍戰略》）。大艦隊集結重兵于斯卡帕灣，對北海的德國艦隊進行遠程封鎖，使后者發揮不了任何戰略作用；倘若公海艦隊不顧航程限制向北進擊，極有可能在開闊水面被優勢對手圍毆。所以德國人只能一面抱怨沒有得到“公平決戰”的機會，一面在北海這個戰略真空帶坐井觀天。

1915年之后，德國開始嘗試以小規模遭遇戰消耗大艦隊的數量優勢，頻頻派出偵察分隊襲擾英國東海岸。1916年5月31日，這種遭遇戰模式達到了頂峰：新任公海艦隊司令舍爾海軍上將決心誘出部分英國戰列巡洋艦，出動主力艦隊在丹麥斯卡格拉克海峽附近實施伏擊。公海艦隊此役共派出16艘無畏艦、6艘前無畏艦、5艘戰列巡洋艦和70余艘輔助艦艇，總噸位達66萬噸，可謂志在必得。但在偵察分隊擊沉2艘英國戰列巡洋艦、重創1艘后，跟進的公海艦隊主力卻發現英國大艦隊也出現在了戰場上，后者的總兵力達到28艘無畏艦、9艘戰列巡洋艦、8艘裝甲巡洋艦和100余艘小型艦艇，迅速組成T字陣朝德艦傾瀉炮火。盡管德艦最終使英方付出了3艘戰列巡洋艦、3艘裝甲巡洋艦和8艘驅逐艦沉沒，近7000人傷亡的代價，但己方也損失了1艘戰列巡洋艦、1艘前無畏艦、4艘輕巡洋艦和5艘魚雷艇，并有2艘戰列巡洋艦遭受嚴重損傷。在遭到決定性打擊之前，舍爾最終決定遁回基地。公海艦隊于是始終未能突破戰略封鎖，只能繼續困坐“死海”，直至1919年6月鑿沉在斯卡帕灣。

“風險理論”的缺陷，至此可以蓋棺定論：它本身就不是一個以作戰為方向的指導策略，甚至可以說與德國海軍思想中關于作戰的部分是背道而馳的。一支“風險艦隊”只有在戰爭不真正爆發的情況下才有存在價值，因為無論提爾皮茨、舍爾還是希佩爾都未曾真正學會以弱抗強的非對稱作戰之技巧。公海艦隊的水面艦艇在1915年之后的大部分行動都被設定為需要擁有局部數量優勢，而德國人并沒有為以寡敵眾的會戰做好B計劃。偏偏這項以政治策略自居的“風險理論”在政治方面最乏眼光，英德矛盾的激化與提爾皮茨煽風點火的刺激有著直接關聯。這位“公海艦隊之父”在1916年被解職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自我辯護和粉飾“風險理論”的矛盾性上，久而久之竟造成了這樣一種錯誤印象，即德國在海軍競賽乃至世界大戰中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偶然——何其淺薄的說辭！（鳳凰軍事專稿 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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