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抗戰期間，汪精衛“賣身”投敵——“賣身”二字是汪自己的話，詳下節——固然是由于他自己對敵情認識不清，政治判斷錯誤，個人權欲薰心，黨爭失敗，感情沖動，失去道德理智的結果。但是敵人的甘辭誘騙，周佛海、高宗武的一牽一挽，他老婆陳璧君的既勸且逼，地方軍頭的半推半就……才使這位有幻想、無原則的詩人、才子、烈士、政客，一步一步地走上叛國自毀之途而不能自拔。——讓我們還是先從日本人對汪的“誘”和“騙”說起。

中國兩公、日本五相

拙作前篇已言之，“七七事變”后，主持我中央最高決策的蔣汪二公對日本侵略的基本態度，由于高宗武之泄密而被敵人摸了底。可是在西義顯于八月初奉松岡洋右之命，趕回東京，向日本政府各首腦機關匯報時，日方當權派對汪蔣二公的反應就參差不齊了。

我們搞外交史的如果把日本國當成個研究單位，則這個“日本國”在近代世界史上，實在是最窮兇極惡的一個帝國主義。但是我們如把日本帝國主義的權力結構打散了來看，那我們在這個“帝國主義”之內，卻找不到一個負最大責任的“帝國主義者”。

一般歷史家都知道，現代日本在一九三六年發生了“二二六政變”之后，政黨政府垮臺，代之而起的便是軍人專政了。其實日本人搞民主政治固然出不了杰斐遜、林肯、（老小）羅斯福和丘吉爾那一級的民主政治家；他們搞獨裁政權，照樣出不了希特勒、斯大林、蔣介石那樣“一人說了算”的大獨裁者。

因此，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政府的權力結構不是一個“一鼻孔出氣”的“寡頭政治”（Autocracy），而是一個眾小寡頭集體互制，近乎中古歐洲“貴州政治”（Aristocracy）的一種落后政體。在名義上，他們最高的決策機構是所謂“五相會議”，也就是首相居先的陸、海、外、藏（財）五相的集體領導。在五相之上再加個天皇，那就是他們體制上的最最高決策機構，所謂“御前會議”了。

其實在這個所謂“會議”里，日本天皇對國家和戰大計雖有其一言九鼎的影響力，但對日常實際政務，他陛下便無法干預，因為他未嘗親政，對行政更無實際經驗也。因此，所謂五相會議者，事實上只是五個官僚商量著辦事。人數太少，國家大事也很難由投票決定。因此他們五人，人人都享有“決策權”（Policy-Making Power），人人也都享有“否決權”（Vetopower）。如此則制衡有余而領導不足了。沒個一元化領導，他們往往就各行其是了。——最糟的還有它那個“直屬天皇”，獨立運作于內閣之外，專司軍令，調度陸海兩軍的“參謀本部”了。就以他們當年的對華政策來說吧，他們的首相乃至三相四相都同意了的一個政策，其中如有一相或本部提出異議或嚴重否決，則整個既定政策都要修正、變質，甚至全部泡湯。

“二二六政變”之后，日本軍人是一馬當先了。殊不知他們文職官僚也可玩弄以毒攻毒、以軍制軍的把戲。外相、藏相也可遴選“大將”充任嘛。下節我們就要談到近衛文麿首相組織其二次近衛內閣時，他希望以軍制軍，乃保薦在日本軍人中最有聲威的宇垣一成大將出任外相，庶幾對華外交可以“一元化”。但是這個美夢哪能做得成呢？宇垣不但對那遠在中國戰場上胡作非為的中將少將們無法遙控，而且對近在臥榻之側的軍部之內那些對華自作主張的大佐少佐，大將外長也毫無辦法——下文當細論之。

日本這種亂草出蛇的落后制度，不但弄得它自己的對華外交，無固定政策可言，連我們中國這樣想對它屈服的被侵略者也無所適從。他老人家朝秦暮楚，姑婆分治，你不知道它要的是什么嘛！何人講話才能算數嘛！

面對日本侵略者這種混亂作風，我國那時一言九鼎、一人說了算的最高決策者蔣委員長，便一再痛斥日寇欲壑難填、得寸進尺、毫無誠意。——因此他以不變應萬變，亦明亦暗地正告敵國，不管何人當家，你們要“停戰”、要“講和”，那你就先“撤兵”再說，否則我們就打到“底”。

可是那時我們那位急于利用日本侵華突出自己，謀和代蔣的汪副總裁，雖然也知道敵方沒有“一人說了算”的領袖和“一鼻孔出氣”的機關，但還是相信日本的“御前會議”的。——因而他也有他的腹案：一、暗中和日本先把“戰敗國尚可接受”（周佛海語）的秘密條件談好；二、經過日本的“御前會議”正式認可；三、等到抗戰至油盡燈枯之時（必要時還應暗助敵人一臂），我老汪乃和日本人里應外合，公布秘密議定之條件，登高一呼，和平救國。汪認為這時龍云、劉文輝、張發奎都會立刻“起義”響應，然后把“蔣軍”殘部趕往西北，投奔蘇聯。根據汪的估計，這時德軍應該已占領莫斯科，東方再由汪日聯盟合作，就可收回西伯利亞了。然后再由中日聯合趕走英美勢力，完成大東亞共榮圈，由裕仁、汪精衛平分天下，豈不欹歟盛哉？！——顯然這便是汪副總裁的黃粱大夢啊！他哪里想到他的美夢萬分之一也實現不了；他自己卻從黨國第一號元老，墮落成現代中國的第一號漢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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