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藩士”到明治時代，他們就變成日本新建現代陸海軍的中堅了。長州派掌握了陸軍，薩摩派包辦了海軍。因此在這一“轉型期”中的日本陸海軍，一開頭就半東半西、半封建半現代了。——對內如關、張之對劉備，那是赤膽忠心的；對外那就“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了。甲午戰爭時，你看伊東偷襲我“高升號”，射殺落水我軍七百人。再看日軍攻下我旅順，實行屠城，把全城老幼數萬人，殺得只剩下十余人。這兩起大屠殺和后來的“南京大屠殺”一樣，“捷報”傳入三島時，日本人民歡欣鼓舞，舉國若狂呢！——所以日本這種用現代武器的封建軍閥，一開頭便是他們國內的英雄，國外的魔鬼！
到昭和時代，日本四島由于大搞資本主義，大發戰爭財，國內一致向錢看。政黨與財閥相勾結，紙醉金迷，貪污腐化，把日本社會弄得烏煙瘴氣——這原是經濟起飛社會的通病。但在他們社會中搞除暴安良，正氣昂然的“俠客”們，就對此義憤填膺了。他們要殺盡那些顢頇的元老重臣、政黨頭頭。關閉所有有靡靡之音的卡拉OK、娼館妓寮，恢復王道社會、武士精神……這一來小撮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這一自發的群眾運動，原自尉級軍官、士官學生開始，蔓延及于少佐、中佐，乃至大佐、少將，終至形成一個可怕的“少壯軍人”的集團。老頭們或被趕盡殺絕，或則退避三舍，或者乘機利用，壯大自己——如此則昭和之軍政便在少壯軍人掌握中矣。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政變一起，日本便是少壯軍人的天下了。對內，他們以激進改革派姿態出現；對外，尤其是對華，就要重振國威，加強侵略了。這一下，則“九一八”“一·二八”《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七七”“八一三”“南京大屠殺”，就次第出現了——最后要搞到中國只剩個地理名詞。
不明君子之道
就在這不斷侵略聲中，日本“政府”之內，廣田外相與近衛首相就意見不一而無法協調，如此則不但我方蔣汪二公亂了手腳，連德國的希特勒（希魔原也希望中日和解一致抗蘇的）和德國外交部、德國駐日大使狄克森、駐華大使陶德曼也不知所措，下篇再細論之。
另外，日本“政府”與“軍部”也各行其是。政府希望側重誘蔣，因為蔣有實力；而軍部則側重挖汪，因為中國政府是個雙頭馬車，一馬仆則二馬不能行，挖出了汪，則蔣自垮，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結果雙方互不相讓，各行其是而互挖墻腳。——在一九三八年及其以后，他們搞出一連串的滑稽劇來，對我方孔祥熙、張群、陳布雷……誘和都各有管道。其后戴笠也插足其間，導演了一套“假鳳虛凰”的“假宋子良”的侯寶林式的笑劇來，令人捧腹不止。——讀者如不憚煩，我們如有暇，真的娓娓道來，大家會前仰后合的。歷史原來比小說有趣。《三國演義》里虛構的故事，哪能比得上《民國全史》里的真人真事？《金陵春夢》《酒畔談兵錄》，憑三分小道消息，做十分瞎扯淡；金雄白的漢奸回憶錄，志在自我漂白，居心尤其可誅啊。
再者在日本軍部內掌握實權的少壯軍人，則南進、北進，海陸兩軍亦互不相讓。至于對華作戰，得寸進尺，“捷報頻傳”，則前線“君命有所不受”的十分驕縱跋扈的戰場指揮官，和后方自命目光遠大、以蘇為假想敵的參謀作業人員，也各行其是。而指揮官之間又有“關東軍”“華北駐屯軍”“（總部駐南京的）中國派遣軍”和“華南派遣軍”等山頭，誰也不聽誰指揮。大家都是主子，相互嫉忌。中國漢奸要做日本主子的奴才，也不容易做啊！所以周佛海時常自炫日本人要殺他。他不也是幫日本主子毒死李士群嗎？
漢奸周佛海和汪副總裁的悲劇，是他們在日本這堆亂草之中，碰到只在紙上搞參謀作業的一條小蛇，而誤以為它是一條可以行云落雨的大龍。結果雙方都不知彼、不知己。從私欲出發。最后一方毀己誤國，另一方遺臭萬年，讀史者能不慨然？
總結本篇：我們可以肯定，日本侵華百年，是它全民族一致的政治行為。不能只歸罪于少數政客和若干少壯軍人。至于它全民族何以忽然發生如此一致的侵略行為，那實在是它由東轉西，由封建轉現代過程中的走火入魔。至于走火入魔，走得如此瘋狂，瘋狂到南京大屠殺的絕滅人性的程度，而能舉國和之，從不懺悔。這就是日本文明中有其若干基本問題了。
恕我大膽地假設一下，那就是傳統的日本文明原是自大陸東傳的“邊緣文明”。他們那種視死如歸、集體切腹（胡適所恭維的所謂“輕死的精神”）如大文學家三島由紀夫所干的那一套，在我們中華文化里，只是出現于“游俠列傳”或青洪幫、瓦崗寨里面的東西。不是我們雍容大度，言忠信、行篤敬，子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東方文明的正統呢！——以他們那一套為立國精神，那就是邊緣文化了。
筆者在不同的拙著里也曾不斷地強調，近代的中歐德國，所搞那一套霸道的納粹主義，也是西方文明中的“邊緣文化”。——其進銳者，其退速。驟雨不終日。寧馨兒，終不若大智若愚者之有慧根也。
孟子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對個體如此，立國亦何嘗不然？為百年大計千年遠景，不才深愿現代政治家和有心的讀者共勉之，毋再蹈日本帝國主義與汪偽之覆轍。
文/唐德剛 來源：《從甲午到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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