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對于黨的干部進行清洗，普通百姓也被卷入到這場斗爭中。1958年10月至1959年5月，朝鮮政府開展了全民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并以群眾運動形式逐漸轉為經常性工作。據朝鮮內務省的統計，在這短短幾個月里，就揭露出大約10萬名“敵對和反動分子”，差不多相當于1945-1958年揭露的“敵人”的總和。 甚至在朝鮮的華僑也難逃此劫。據中國駐朝使館領事部報，到1959年4月，經各級華僑聯合會配合朝鮮內務部門的審查，在14000名華僑中，查出歷史或現行反動活動的反革命分子428人，目前已逮捕52人，其中判處徒刑12人，判處死刑5人，其他還在審訊中。

對“軍事政變”陰謀的調查大約進行了一年。到1959年10月，由內務省和軍方安全機構分別主持的調查結果宣稱，大約有160名黨和軍隊的干部參與了陰謀，受到審判的軍隊干部，除方虎山、金雄外，還有平壤衛戍區司令員張平山、第二集團軍司令員李光武、第一集團軍參謀長盧哲甲、軍事科學局局長崔源等。包括樸昌玉在內的大多數被告承認了自己的罪行。1960年1月進行了秘密審判，在35名被告中，20人被判處槍決，其中包括崔昌益、樸昌玉、高峰起、楊界、金雄以及前民族保衛省副相金元松等，15人被判處長期監禁。 而未在受審之列的著名人物，此時大多已不在人世了。

隨著反對派人物紛紛遭到清洗，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也悄然復蘇。金日成的名字和肖像在1958年又開始大量出現在報刊雜志和街頭，對他的活動的報道也愈加頻繁和詳盡。到1958年底，“偉大領袖金日成元帥革命活動學習室”像雨后春筍般地出現在政府機關、工廠、合作社和學校。據報道，這種學習室僅在平安北道就有863個。 1958年12月，勞動黨中央常委會通過了一項特別決定，要求大力加強“光輝的革命傳統”的研究。于是，關于金日成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的回憶錄和書籍，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數量出現。據朝鮮官方提供的數字，這類圖書僅1958-1960年三年的總發行量就達到9580萬冊，包括兒童在內，當時每個朝鮮人可以分到9本。

在這種氛圍中，1961年9月召開的朝鮮勞動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簡直就成了金日成及其游擊隊派在黨內斗爭中的勝利大閱兵。據蘭科夫和李鐘奭的分析，在85名中央委員中，屬于原游擊隊派的有37人，換句話說，大約三分之一早年追隨金日成的游擊隊員此時已成為中央委員。在其他所有派別中，只有最忠實、最可靠的人被留在了中央委員會，這里有蘇聯派的南日和樸正愛，延安派的金昌滿、河仰天和金昌德，國內派的白南淳及其他一些與南方派沒有關系的人。此外就是金日成提拔起來的年輕干部和技術專家，大約30-35人。在11名政治委員會（原常委會）成員中，6人屬前游擊隊員，3人（南日、樸正愛、金昌滿）屬早已投靠金日成原蘇聯派和延安派，2人（鄭一龍和李鐘玉）是解放后成長起來的技術官僚。在50名候補中央委員中，有49人是新當選的，其中8名出身游擊隊，37名是新培養的年輕人。 金日成總算可以高枕無憂了。

經過數年奮斗，金日成終于登上了北朝鮮權力的頂峰，實現了大權獨攬的政治愿望。這種成功，當然與朝鮮內部的政治環境以及金日成的政治智慧和斗爭手段分不開，但也必須注意到非常重要的外部條件——社會主義陣營不斷變換的政治風云給金日成帶來的機會和運氣。匈牙利事件，蘇聯反黨集團事件，中國的反右派運動，以及中蘇之間隱含的分歧，這些都在一定的時刻和一定的程度上導致蘇聯和中國轉變了對朝鮮的看法和政策，使金日成得以一次又一次地轉危為安。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處理與朝鮮關系方針的改變，即中國志愿軍部隊全部撤離朝鮮。幾十萬駐朝軍隊，猶如懸在金日成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客觀上是對金日成的制約力量。毛澤東與斯大林不同，徹底放棄了人們慣用的控制手段，不是以力服人，而是攻心為上，給予朝鮮完全的獨立和自由，試圖以懷柔政策把潛在的對手變為心悅誠服的朋友。于是，北朝鮮就成為金日成的一統天下了。

然而，時代不同了，中朝之間早已不是過去的宗藩關系，金日成一時的感恩戴德并不意味著朝鮮就會由此俯首稱臣。特別是在1959年中蘇關系發生明顯裂痕之后，朝鮮在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中的外交空間得到極大提升，而調整中朝之間關系的主動權也漸漸轉到金日成手里。

文/沈志華 原載于《二十一世紀》，為系列長文《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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