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艦即國運”的信念，開啟了影響世界的英德海軍競賽
一戰前，德國海軍大臣提爾皮茲計劃建設一支僅次于英國海軍的海軍，以此作為籌碼獲取更多政治利益，但英國認為德國有意挑戰海上霸權，作為反制擴建海軍，引發兩國軍備競賽，影響了20世紀的歷史進程。這場軍備競賽，源于一個“巨艦即國運”的信念。
馬漢：戰列艦至上論
戰列艦，憑借著身軀龐大、堅盔厚甲、重炮如林，成為20世紀初期到中期戰斗力最強的海軍艦艇，長期占據著海軍頭等主力的角色，是在航空母艦成熟之前強國海軍對外展示實力秀肌肉的不二之選。
1894年盛夏，4300噸的美國巡洋艦“芝加哥”號駛入南安普敦港，受到了英國歷史上規格最高的接待。維多利亞女王以威爾士親王愛德華（后來的英王愛德華七世）的名義在白金漢宮設宴，恭迎“芝加哥”號年過五旬的艦長。正在倫敦訪問的德皇威廉二世也主動出席作陪。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在不到一個星期時間里相繼授予這位艦長名譽博士學位，《泰晤士報》在頭版報道了“芝加哥”號的英國之行，稱它的艦長為“我們時代的哥白尼”。
這位1840年出生的美國海軍上校，一生從未親臨戰場，指揮過的最大艦艇也僅是小小的“芝加哥”號，卻被全世界最尊貴的君王和海軍將帥們敬稱為“海神福音的傳道者”。他就是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第二任院長，以1890-1905年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系列四部曲著作（常簡稱為《海權論》）聞名于世。在厚達數千頁的著作中，馬漢雄辯地宣稱：
歷數17世紀以來的歐洲爭霸史，擁有海上優勢的強國往往比陸上強國更易于影響世界事務；當一個國家同時擁有向海陸兩個方向發展的自然稟賦時，集中力量于海權發展會更有助于贏得經濟和軍事競爭，繼而獲得更大的回報。在海上作戰中，贏得勝利的關鍵并不是襲擊對手的貿易線、抑或實施兩棲投送，而是集中優勢兵力、摧毀敵方的主要作戰平臺，“將敵人的旗幟逐出大海，或者只允許其作為逃亡者出現”。如此一來，獲勝的一方便可建立起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繼而暢通無阻地利用海洋摧毀對手的軍事和經濟基礎，直至最終贏得戰爭。
在19世紀末的技術背景下，馬漢所設想的以優勢兵力實施的進攻性海上作戰，幾乎可以等同于戰列艦編隊之間的戰略決戰。在1894年的那次歐洲之旅中，至少有兩個人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他的看法：其一是約翰·費舍爾（John Fisher）少將，時任英國海軍部負責裝備發展和采購的第三海務大臣；其二則是阿爾弗雷德·提爾皮茨（Alfred Tirpitz）上校，時任德國海軍負責作戰指揮的參謀長。接下來的20年里，這兩個人將分別作為英德海軍的一把手，簽下超過60艘戰列艦和戰列巡洋艦的建造訂單，并使這兩個歐洲大國徹底卷入一場以戰列艦為中心的海軍軍備競賽。
這實在是一場空前絕后的較量：兩個工業基礎相當的頂級強國，秉持同一種戰略理念，爭先恐后地趕造噸位和技術水平相當的主力艦。
然而競賽的終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提爾皮茨的初衷，是要以戰列艦群作為“風險杠桿”，使英方高估與德國開戰所需承受的損失，最終承認柏林在遠洋貿易和國際地位上的訴求，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功效。然而在費舍爾、丘吉爾等英方高層推動下，皇家海軍不僅將全重炮設計、蒸汽渦輪動力、燃油鍋爐等新技術集中運用到新艦上，以抬高德方的追趕成本；還力促白廳與宿敵法、俄達成和解，集中國防和財政資源專門針對德國海軍。
此消彼長之下，到1914年夏天，德國在戰列艦的總數上雖然接近英方的七成，但國際地位徹底孤立，不得不勉為其難地投入與協約國的正面沖突。而馬漢的學說也并未明示：一個數量上處于明顯劣勢，地理上無法直接抵達開闊大洋的國家，如何才能與全球頭號海上強權對抗。四年大戰期間，德國公海艦隊僅獲得了一次與英國大艦隊正面交手的機會，最終還逃之夭夭。1919年6月20日，公海艦隊的11艘無畏艦、5艘戰列巡洋艦、8艘輕巡洋艦和50艘魚雷艇在斯卡帕灣拘禁地自沉，給那場軍備競賽畫上了一個略顯意外的句號。
提爾皮茨：“風險理論”出爐
英國在1889年通過《海軍防御法案》確立了“雙強標準”，決心以裝備更多新型戰列艦作為鞏固優勢的基礎，這令德國軍政高層極為關注。
在此背景下，馬漢海權論“福音”的傳入，恰好對德國舉國上下之于海洋的熱望，形成了順水推舟的強化。1897年升任海軍國務秘書（相當于英國的海軍大臣兼第三、第四海務大臣）的提爾皮茨，則是海洋轉型最重要的掮客。他創造了“大海軍＝海外利益＝世界大國”這個高度簡化的宣傳口號，鼓吹一支以戰列艦為核心的大海軍將直接帶來無與倫比的國際影響力和超出歐洲豪強的“世界強國”地位。
然而，從任何一個角度看，試圖通過建立數量優勢來挑戰英國的霸權都是一場希望渺茫的冒險。按照馬漢的估計，要贏得一場同等技術水平下的戰列艦決戰，進攻方至少需要具備30%的兵力優勢。而在英國公開提出“雙強標準”的情況下，不待德國建造出數量超過英方30%的主力艦，皇家海軍便可發起預防性攻擊，將這支尚未建成的大海軍徹底摧毀，而德方將毫無還手之力。
在這種背景下，提爾皮茨殫精竭慮，汲汲于構思一種能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指導方略。到1900年前后，這個方略已經基本成型，那就是所謂“風險理論”。
與馬漢推崇的主力艦決戰模式相比，“風險理論”出現了相當微妙的變化。
提爾皮茨果斷否定了與英國全面爭奪海上統治權的想法，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北海，決心在這一地區獲得足以威脅英國本土的局部優勢。按照他的看法，在德國建成這樣一支大海軍的前提下，皇家海軍雖然依舊有可能對其加以攻擊、甚至取得全勝，但遭受的損失之大，必將使其在接下來的時間里無法抵御法俄等國的挑戰，從而有可能喪失海上霸權。權衡利弊之后，英國必將不敢冒險挑戰德國，柏林則有望左右國際大勢，以和平的方式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而“風險艦隊”的規模不必太大，只需達到英國在北海全部兵力的2/3。
1897年11月，由提爾皮茨主持制訂的《第一次艦隊法案》提交帝國議會，于次年獲得通過。該法案規定：將海軍戰列艦總數設定為19艘，每25年更新一次；由于當時已有12艘戰列艦（含較大的岸防裝甲艦）在役，在1903年之前將繼續開工7艘新艦，即“腓特烈三世皇帝”級前無畏艦的4、5號艦以及5艘噸位稍大的“維特爾斯巴赫”級。其他應在1904年4月之前下水的還包括8艘裝甲巡洋艦以及大批輔助艦艇，總預算4.09億馬克。《第一次艦隊法案》的最大意義在于，為有計劃、有周期地擴建海軍確立了法律上的先例，技術上則仍以法俄兩國為對手；新建的7艘戰列艦的主炮口徑為9.45英寸（240毫米），小于同一時期英國戰列艦的12英寸，艦體尺寸和續航力也遜色于英艦。到了1900年，真正基于“風險理論”制訂的《第二次艦隊法案》也獲得國會批準，它把海軍一線主力艦的額定數量提高到了38艘，編成4個分艦隊，并決定在1901—1905財年新建10艘戰列艦，即5艘“不倫瑞克”級與5艘“德意志”級。這兩型14000噸級（當時基爾運河的最大通航噸位）戰列艦是德國第一種可與英國同期產品相抗衡的主力艦，它們安裝有4門11英寸（280毫米）一級主炮和14門6.75英寸二級主炮，航速18節，裝甲覆蓋范圍更大。至此，“風險艦隊”初具雛形。
突進！無畏艦競賽
不難看出，“風險理論”從一開始起就不是一項純粹的軍事政策。它更像是一種政治法術，成功的希望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之上。
提爾皮茨首先假定，倫敦面對的戰略困境遠比柏林來得復雜和鋪張；在新帝國主義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無論是出于威望還是實利，英國都不可能置全球霸業于不顧、把海軍力量調回北海圍堵德國。德國已經建立的陸上軍事優勢使其可以在短時間內對海軍建設投入可觀的資源，它的新造主力艦的性能將逐步超越英國；而英國在陷入布爾戰爭泥潭、與俄國及法國又存在廣泛利益傾軋的情形下，不可能和德國進行曠日持久的海軍競賽。最終，倫敦只能從兩種出路中選擇自己的命運：要么與德國進行海軍競賽，要么對德國妥協。
但這種把成功可能性完全寄托在敵人微妙心理之上的戰略，缺陷比優勢更加突出。德國一系列戰略決策的荒唐之處在于，它在不到10年時間里，居然對英國全球戰略的三大支柱——殖民體系、歐洲均勢和海上霸權同時發起了挑戰，卻無法迅速搞定其中的一兩項、以之作為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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