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雅利安人到歐亞游牧民族:探索印歐語系的起源

印歐語言學研究起源于18世紀后期，幾乎與英國人占領印度同時。在科學史觀和宗教史觀的辯論中，研究印歐語系的學者放棄基督教的上帝創世觀，追隨進化論，探索印歐語言民族發源地及其傳播。研究者們意識到，操不同印歐語言的民族曾經長途遷徙，在歐亞廣闊區域內流動擴散，并且不約而同地與其他語族及語言相互影響、交換詞匯。特別是在歐亞大草原活動的印歐語系游牧集團入主農耕社會的歷史時期，雙方的接觸與融合促成文化包括語言的相互吸收與借鑒，印歐語言學研究成為歷史學家研究人類遷徙的工具。語言學家對文字記錄產生前人類活動的歷史特別是草原游牧社會歷史的探索，促使歷史學家將研究的視野從定居農業和城市社會擴展到遼闊的歐亞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本文旨在梳理18世紀以來印歐語言學發展的歷程，批判性地考察期間所發生的理論爭辯與考古發現，從而指出印歐語言學研究的發展方向。

雅利安人與人種學

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是第一位發現英語與英帝國殖民地印度的語言擁有共同語言祖先的英國學者。瓊斯于1784年到達印度，在此之前，年輕的瓊斯已經是一位資深的東方問題專家，曾經將一些波斯語、阿拉伯語和突厥語作品翻譯成英文，其早期著作有《波斯語法》，并翻譯《穆罕默德的繼承法》。這一時期，英國東印度公司正與莫臥兒帝國爭奪孟加拉省。盡管莫臥兒帝國的統治者來自中亞，是說突厥語的穆斯林，但是在建立帝國的過程中，他們采用波斯語這個更為發達的書面語言作為帝國的官方語言。因此，瓊斯的語言技能恰好符合英國人管理孟加拉地區來自世界各地的桀驁不馴的商人團體的需要，而且使他能夠與當時仍然凌駕于英國東印度公司之上的莫臥兒帝國勢力斡旋。但是，瓊斯到了印度以后很快發現多數印度人的語言屬于各個印度斯坦地區的土語方言，包括印地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而且多數人口信奉印度教的各個支派，他們的宗教語言是梵語。也就是說，他精通的諸種東方語言仍不足以應付印度的語言環境。瓊斯馬上開始利用他的波斯語知識學習梵語，因為多數印度婆羅門教知識分子通曉這兩門語言。瓊斯深入研究梵語文獻，其中他翻譯的《摩奴法典》（Dharmashastra）成為英國殖民者統治印度社會的法律根據，而他早年的譯作《穆罕默德的繼承法》則用于審理印度穆斯林的財產繼承糾紛。

威廉·瓊斯只是眾多研究殖民統治下亞洲語言與文化的東方學者之一。但是，他第一個指出梵語與希臘語之間的聯系，進而通過希臘語與其它多數歐洲語言的聯系來解釋印度語言與歐洲諸語言的關系。1786年，他在擔任亞洲學會第一任主席的第三份年度報告中，公布了自己的發現：

梵語語言盡管十分古老，但是其結構十分嚴謹；比希臘語更加完美，比拉丁語更加豐 富，比上述兩種語言更加精煉，但是梵語與二者的關系十分密切，體現在動詞詞根及語法 結構上，基本不存在巧合的可能性。這種相似性讓任何一個語言學家都必須確信三者擁有 共同的祖先，否則幾乎沒法研究這三種語言。基于同樣原因，但并不十分確定的是，哥特 語和凱爾特語也與梵語擁有共同的語言學祖先，盡管三者使用的俗語差別極大；如果可以 討論波斯古代社會問題，古波斯語也應該可以納入其中。

印歐語系語言眾多，盡管瓊斯首先揭示了該語系的基本結構及其地理分布，但是他完全沒有提到諸多印歐語系社會屬于同一人種。將印歐語系民族與”雅利安人種”聯系起來的學者是麥克斯·繆勒（Max MUller），他出生于德國，維多利亞時代在牛津大學擔任比較語言學教授。繆勒生活的時代，正是英帝國在印度統治最為輝煌的時期，但是他本人從未前往印度了解過印度文化。他認為，印度人的語言從梵語演變而來，因此印度人與歐洲人的知識水平相當，或者比歐洲人還聰明，他們與歐洲人應當來自同一個種族，因此印度人和歐洲人應該是”雅利安兄弟”。麥克斯·繆勒的理論把英國殖民者精英與其統治下的殖民地印度人拉在一起，這必然面臨一個重大問題：印度是一個極其多樣化的國家，語言多樣、民族眾多。同時，種姓制度已經將印度人分為各個種姓，形成一個高度等級化的社會。繆勒盡管熱愛梵語文化，愿意與懂得梵語的印度婆羅門知識分子稱兄道弟，但與那些不懂梵文的印度苦力結為兄弟還是很為難。他的學說立即遭到在印度生活的英國殖民官員和學者的抨擊。生活在歐洲的白人當然也不能屈尊認同印度人在智力上與自己相當。因此繆勒拋出雙人種論解釋印度的種姓制度。一部分人屬于雅利安人種，與歐洲人擁有共同的知識與血緣關系，他們占領印度，成為婆羅門種姓，并且繼續使用印歐語言。皮膚黝黑的印度土著人成為奴隸，或者是低級種姓者。然而，這個對于印度社會結構的人種學解釋還是不能說明印度人民為什么會有如此多種多樣的外貌。在印度歷史上，來自中亞、西亞、非洲東海岸以及太平洋群島的移民給印度次大陸帶來了多樣的文化和各異的體型相貌，但是從未到過印度的繆勒看不到這些，他一心想著如何在印度知識分子精英與英國統治者之間建立血緣關系。

印度知識分子多半屬于高級種姓，所以很痛快地接受了這個理論，原因是這個理論將他們置于與他們的統治者至少在智力上平等的地位。但是，其他歐洲學者對此提出質疑：難道自己真的與那些黑皮膚的被統治者來自同一個祖先嗎？有些歐洲學者熱衷研究各殖民地的社會風情，自稱民族學者（ethnologists）。他們研究人種特別是殖民地的”土著”，他們眼里的種族差別反映在體質上，而非語言中。他們無法全盤否認歐洲語言與南亞語言之間的相似性，但是仍然盡量貶低這種相似性的意義。與此同時，他們極力強調，控制地球上其他種族的歐洲人種的核心特征是白皙的皮膚、深凹的眼睛和高高的鼻梁。

威廉·瓊斯在其整個印歐語言研究生涯中，一直堅信整個地球上的人類都是圣經中諾亞的后代：諾亞的3個兒子閃、含和雅弗離開圣地，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在此基礎上，他認為，在圣經記載的大洪水時期，沒有登上諾亞方舟的人類都已經死亡。用圣經年代學推算，將能得出一個相對晚近的人類種族起源年代，即不早于6000年前。在威廉·瓊斯生活的18世紀以至于19世紀，多數歐洲學者認為圣經中記載的大洪水是上帝重新安置人類的計劃，但是對于諾亞的哪個兒子締造了哪一群人則存在諸多爭論。瓊斯相信雅弗是歐亞大陸北部居民–即缺少教化的游牧人群的祖先。另一方面，他認為含的后代以農業人口為主，他們后來發展成為居住在不同文明地區的印歐人，這些地區包括：印度、埃及、歐洲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閃的子孫成為紅海兩岸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瓊斯認為這部分人沒有悠久的歷史，他們僅僅是亞伯拉罕的后代。在貶低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文化的同時，他的主要論點卻以《舊約全書》中的《創世記》為主要依據，在這里上帝是基督徒、猶太人和穆斯林共同的創造者，這對他確定印歐語言是否是地球上最睿智的語言制造了障礙。這三個宗教的創始人都是閃含語系民族，基督教在創始時期是希伯來語文化，并不是印歐語系民族的產物，因此歐洲的基督教社會雖然可能是最早的印歐語系民族，但卻被不那么高級的希伯來語文化改造。

麥克斯·繆勒則將最早的印歐語系民族或雅利安人的榮耀賜予他認為最具騎士精神的雅弗的后裔，他認為他們是征服印度、并奴役土著黑色人種的群體。[7]盡管繆勒極力鼓吹睿智語言（他用來衡量語言優劣的名詞）真正屬于雅利安人種，但是他解釋南亞語言和民族成分的復雜性時卻區分出兩個人種，這最終導致人種學與語言學研究糾纏在一起。他認為，皮膚白皙的、智慧的雅利安人征服膚色較深的民族，建立了一個等級森嚴的文明社會。他生活的時代為19世紀中葉，此時部分歐洲自然科學研究者已經開始拋棄圣經的人類起源理論。其中，達爾文于1859年發表《物競天擇之物種起源》一書。他提出的人類起源于猿猴的理論無疑在基督教占據統治地位的歐洲引起強烈反響，盡管當時已經有一些自然科學研究者開始轉向理性地解釋人類起源問題，而不是僅僅接受《創世記》的說辭。他們探索全球范圍的生物和動物物種，發現這個世界的歷史要遠遠長于根據圣經年代學計算得出的時間，開始意識到人類在地球上生活的時間必然遠遠早于《創世記》的時間。因此，對于他們中的多數人來說，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理論能夠更加合理地解釋人類起源問題。

對于人類起源的宗教闡述與科學解釋的爭論在當今歐美社會仍在繼續。物種起源理論無法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解釋各個民族的體質差異。自然環境可能解釋這個問題，熱帶地區人類膚色較黑，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居民膚色白皙，盡管如此，物競天擇理論仍然無法解釋地球上人類之間所有的體質差異。在《物競天擇之物種起源》一書中，達爾文對這個問題未置一詞，因為他意識到不是所有的差異都與自然環境因素有關。后來，他在另一部著作《人類的繁衍與性別選擇》中嘗試解答這個問題。他認為，不同物種，包括人類，擁有不同的美學價值觀，特別是在選擇伴侶的時候，他們/它們會創造或生發出各種與生存環境無關的體質特征。近幾十年來，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重新探討人類的體質差異問題，用更加豐富的資料完善和發展了達爾文的理論。性別選擇理論也許仍然不能完美地解釋人類體質差異，但是達爾文的遠見卓識在于，他在沒有基因學資料的情況下，已經指出人類各群體在本質上的共性。

在歐洲”白種人”為自己的殖民統治尋找道德依據的時代，對于那些堅信現代歐洲的強大得益于上帝的旨意的人來說，達爾文用”異性相吸”解釋人種差異的理論無法獲得普遍認可，使用最睿智語言的雅利安人種是最智慧的種族，他們的體質特征必然與愚笨的種族不同。人種學者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極力尋找雅利安人與猶太人以及阿拉伯人之問的體質差別，因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使用非雅利安語言，但是與印歐語系民族的體質差異并不明顯。對于非洲人、東亞人和美洲人，歐洲白人視其為劣等民族，一方面因為他們膚色較深，另一方面他們的體質特征與歐洲人差異太大。在歐洲，在各個殖民地，統計官員不厭其煩地測量頭蓋骨、鼻骨、臂長、腿長，描繪不同人種膚色的深淺差異、身體各部分的形狀甚至頭發的差別，統計所有能夠區分不同人種或亞人種差異的特征。與此同時，考古學者在世界各地考察和測量各個時期人類的骨骼，試圖確定不同文明創造者的種族。

人種學家盡管耗費大量精力用科學的方法搜集數據資料，但是人種學從來沒有成為真正的科學。近來兩部著作明確說明人種學的失敗：芭芭拉·卡茨·羅特曼的《基因圖譜與人類暢想–關于”我們是誰”的科學闡述的局限》和史蒂芬·阿爾維森的《雅利安人崇拜：作為意識形態與科學的印歐人神話》。羅特曼的著作建立在飛速發展的現代生命科學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她歸納了人種學破產的原因：

我們回顧種族主義者利用科學進行闡述的時候，發現那確實很誘人，因為他們說他們 在解決科學問題：但是，他們的科學被他們的種族主義玷污了，他們的科學不是真正的科學。我們可以這么說林奈的科學、納粹種族主義科學家的科學、以及正在占據報紙頭條的 各種各樣美國種族主義者的科學。但是，如果一個記錄已經如此差勁了，那么它就提出了這樣一種可能：問題不是出在方法上，也不是答案上，而是出在提出的問題上。

她的核心思想是，人種學家是先有答案，之后才提出問題。盡管他們運用幾乎所有可能的科學手段，包括體質人類學、生物學、古生物學、統計學，最后還利用基因學方法，但是他們最終沒能獲得任何收獲。更重要的是，對于19世紀歐洲列強來說，利用體質差異區分人種已經成為一種貶低非洲黑人、土著的美洲和亞洲棕色和黃色人種的有效工具。在美國內戰及其之后，美國白人同樣利用各種以人種差別為參照的道德規范制造后奴隸制時代種族間的隔離和對立。19世紀后期的人種學演化為以人類的體質外貌為標準判斷文化水平或者說是文明程度的工具，成為種族主義的理論基礎。

阿爾維森在《雅利安人崇拜》一書中指出，歐洲白人理想祖先問題研究中存在眾多內在矛盾。例如，那些在體質上與歐洲白人差異不大的民族，特別是猶太人，給種族主義者出了一個大難題。最大的問題是，猶太人祖先使用的語言并不是印歐語言，因此，基督教起源時期的語言是非印歐語言。猶太人思想家曾經用各種方式闡釋這個問題，希望證明他們與基督教來自同一個種族，借此提高他們在歐洲社會的地位。19、20世紀的歐洲思想家無論是否信奉基督教，都一致接受正統基督教價值觀，但是，基督教并非起源于歐洲，而且歐洲皮膚最白的印歐人祖先曾經是處于古代文明社會即羅馬帝國邊境地區西北歐的蠻族人。文明的羅馬人和金發碧眼的日耳曼蠻族都說印歐語系的語言，也都曾經信奉多種神靈，而不是信奉一神論的基督徒。把雅利安人和基督教捆綁在一起確實很牽強。納粹科學家著力解決人種學面臨的這些根本矛盾，目的是真正確立完美的雅利安人種優越論。最終，他們拋開語言學的根據，著重體質差別，因而確定，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金發碧眼的白人具有雅利安人種的典型特征。

納粹種族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破產，歐洲國家失去了在亞洲、非洲的殖民地，但是歐洲人并沒有失去自我優越感，并不認為自己與前殖民地的人民屬于一個種族。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研究人種的學者利用越來越先進的手段研究種族間的差異。但是，用先進手段尋找人種差異碰到的問題，與19世紀人種學家用尺子測量骨架碰到的問題如出一轍。人類基因圖譜的出現證實，人類各種群之間沒有體質上的根本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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