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典的膳食是由巴黎馬克西姆餐廳供應。菜肴食品的烹制和遞送全由巴黎來的165位廚師、面包師和侍者來承擔，所用的松露、鵝肝醬、江鱈、小牛肉等佳肴全從法國運來。”

壯麗的表演和慶祝會的花費估計約為兩億美元。《時代》雜志稱之為“整個歷史上最盛大的狂歡會之一”。

1971年10月，慶祝波斯帝國建國2500周年盛會

被黑紗籠罩的王國

出乎國王的意料，極樂盛宴的八年后，表象穩固的巴列維政權就像“雪堆一樣開始融化”。而他自己，則帶著破碎的現代化夢想黯然踏上了流亡之路。

由于政治腐敗和財富分配不均，城市享樂只是少數人的特權，占國家人口70%的農村人口并沒有跟上改革步伐。白色革命中，大量農民工進城討活路，看見了“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享樂生活，卻只能蝸居在大片貧民窟中，向真主訴說自己的悲哀。

兩個穿罩袍的女子和兩個穿連衣裙姑娘走在一起。

為了消滅文盲，國王也曾讓軍人組成掃盲隊，到農村教大家認字。然而在宗教勢力頑固的鄉村，下層女子受教育程度反而降低，因為保守的父親覺得讓女兒和男生一起上課難以接受。他們說：“一個男的來教我們的女孩，休想！”

1978年，當一名記者問一個戴著面紗的商人妻子，是否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她答道：“像美國婦女一樣嗎？別人告訴我，她們有各種自由，但她們并不快樂，她們都要看心理醫生。”

1979年，保守派女性穿著查爾德罩袍上街抗議

伊斯蘭革命前，在伊朗工作的美國人已經達到4萬名，還建起了當時美國本土外人數最多的美國學校，引來保守派對“殖民主義”和“全盤西化”的擔憂。

對外國人的優待同樣惹惱了城市工人。美國人的薪水要高于為同一家公司做同樣工作的伊朗人。在阿巴丹的石油項目中，只有美國人宿舍有空調，伊朗技術人員卻要單獨住在炎熱的小屋。

1963年，兩個美國孩子在伊斯法罕合影，受到民眾圍觀。

1965年，德黑蘭美國學校，學生們春游后回到學校。在1977年關停前，這里已經成為了美國本土以外最大的美國學校。William S Boom 攝

此外，秘密警察組織對左翼分子的打壓讓知識分子慢慢感到，娛樂盛行的目的就是“為那些對政治和社會極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種醉生夢死的辦法，獨裁者希望這類西方文化商品能培養愚民，讓人不問政治。”

幾乎每個人都有理由對國王不滿。按照學者的描述，“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象一群餓鼠吞噬一塊肥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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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各種變革訴求以一種混亂的方式，被宗教的外衣縫合起來，一個近乎被遺忘的宗教領袖霍梅尼，在千里之外指揮了反抗運動，讓一個三千萬人口的國家戲劇性地突然返回了中世紀傳統。

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巴列維國王聽從美國大使的建議逃到海外。連伊朗報紙頭條都用大字標題歡呼：“國王逃走了！”

1978年，焚燒國王畫像的抗議者隨處可見。

令人吃驚的是，霍梅尼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女性。除了來自傳統家庭的女性，也有一部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比如伊朗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

對她們來說，參與革命與宗教無關，只是為了呼吁民主改革。一些中產階級女性甚至把自己從頭到腳裹起來，以表達與下層女性的團結，共同對抗國王。

1979年12月，美國駐伊朗大使館門口，小女孩身上掛著霍梅尼照片，手里拿著玩具槍。

女性革命者持槍站在德黑蘭街頭。

就連在國外留學的女性也不例外。納菲斯革命前在美國大學學習英國文學。就像上世紀70年代的許多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她參加了越戰之后校園里的反美示威游行，并支持推翻“西方傀儡”巴列維的統治。

薩妮娜的父母也是反對國王的一員，據她回憶：“霍梅尼回到德黑蘭，我的父母高興地回到伊朗。在加州，紐約和歐洲的飛機上，充滿了伊朗學生、左翼革命者，和伊斯蘭教徒，他們都唱著革命歌曲，欣喜若狂，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

“當他們降落在伊朗的土地上時，我的母親說，左派分子跪下并親吻了停機坪，而伊斯蘭教徒則歡呼安拉和霍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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