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隋唐至宋初
漢字大規模系統傳入越南階段
隋唐時期，中國封建王朝在安南地區推行科舉制度，開辦官學和私學教授漢字和傳播中華文化蔚然成風。這一時期安南地區文教日漸盛隆，人才培養堪比內地。有鑒于此，朝廷已允許安南人通過科考選任補官。
會昌五年（845年），“舉格節文，安南所送進士不得過八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安南人修明經、進士舉業者中，的確有些出類拔萃者通過考試，入仕于朝，如愛州名士姜公輔第進士，登制策科，官至相位。
交阯名士廖有方在京城長安考中進士，雖仕途不顯，但頗有才氣，文筆聞于交阯。他在柳宗元貶謫嶺南期間慕名攜詩文登門求教。柳氏對其詩文稱贊有加，認為有“大雅之道”，并特作《送詩人廖有方序》和《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兩篇文章，加以勉勵和指導。
科舉取士為交阯布衣階層開辟了入仕的途徑。在這一制度下，漢字大規模而系統地傳入越南，使用范圍也從官場和士大夫階層逐步擴大至民間，鞏固了它作為交阯地區正式通用文字的地位。
這一時期，安南地區在書寫文字上使用的是漢字，但卻出現漢語和越南語雙軌并存，各司其職的現象。也在這一時期，越南語非常系統而全面地借用漢語，形成以唐音（長安音）為識讀標準的完整的漢越音體系，保持至今。我國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將其稱為“漢越語”。
唐朝設立安南都護府，駐有大量的漢人軍隊。戍衛邊陲的士兵或戰死沙場，或隨將帥撤回中原，或永久僑居安南娶妻生子。這在主客觀兩方面均為漢字在該地區的傳播與發展提供了更多的途徑。唐朝還沿襲歷代將越南地區作為流放地的做法。
據有關學者統計，唐朝安南都護府轄內驩州、峰州和愛州三地所流放的罪人高居嶺南道流放人數之首，占整個唐代流放人數的百分之十一。如唐初四杰之一王勃之父王福畤坐事貶交阯令。王氏在主政期間造福一方，大開文教事業，死后當地越人立祠以念其功德。
被貶到安南的還有褚遂良及其兒子彥沖、彥甫以及杜審言、沈佺期、李巢、李友益、高儉、韓思彥、斐夷、劉瞻、賓參、李仁鈞、陳蟠叟、楊牧、李乾佑、嚴善思、宗晉卿和盧藏用等二十人。他們均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工于詩文。他們貶謫安南必然會推動各自管內文教事業的發展，這不但有利于漢字和漢文化在越南的進一步傳播與發展，而且還為上述地區的文教事業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對孕育后世文豪墨客產生了影響。
如越南第一部正史《大越史記》即陳朝時期清都鎮東山縣大學者黎文休奉敕以漢字修撰，內容上自趙武王（即趙佗），下迄李昭皇，凡三十卷。此史書雖已散佚，僅有些許內容被后世之《大越史記全書》援引而得以保留，但它為越南后世史家撰史奠定了基礎。
越南史家對黎氏及其著作評價頗高，認為“我南國有國史，自此始。”越南陳朝清都鎮即中國南朝迄隋唐常貶謫官宦所至之愛州地。可見貶謫官宦對當地后世文教事業影響之一斑。
4 越南封建自主至法國入侵越南前夕
漢字在越南的鞏固和發展階段
968年，安南強豪丁部領建立丁朝，越南開始進入自主封建的歷史新時期。自丁朝以降，越南歷代封建王朝之典章制度，社會組織機構等方面均效法中國，以鞏固王權和加強對國家的有效統治。
1070年，越南李朝在升龍建立文廟。1076年，李朝又在文廟旁修建國子監，專供皇親國戚及權貴子弟接受漢字和漢文化教育，后來教育對象逐漸擴大，也接受天資聰慧的百姓子弟就讀。
1075年，越南首開科舉，此后成為歷朝取士的重要途徑。越南科考內容、形式和組織方法均以中國為宗，但亦有其自身若干特點。
據有關資料統計顯示，在越南八百多年的科考史中，第進士者多達2818人。在本土化科舉取士機制下，漢字和漢文化對越南的影響不斷擴大和深入。農村也開辦私學傳授漢字、漢語和漢學，從而使漢字在這一時期逐步滲透至城鎮，甚至是偏遠村社，為廣大平民百姓所接受和使用。
政府使用漢字頒布政令和告示，征集鴻學碩儒用漢字撰修國史；文人雅士以漢字吟詩作賦，著書立說；民間宗教活動，簽訂契約亦多使用漢字。
屬明時期（1414-1427），明朝官吏在越南各州、府、縣廣設學校。據史載，越南屬明期間，明朝在越南建立的學校共計161所，其中府學14所，州學34所，縣學131所。
明朝在越南的統治雖短暫，但眾多學校的設立對漢字進一步在越南的傳播和推廣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于長期受到漢字和漢文化的熏陶濡染，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里越南不僅將漢字稱為“儒字”和“圣賢之字”，甚至被越南人珍視為“ch? ta”，即“自己的文字”。這不僅反映了古代越南社會對漢字和儒學的極力尊崇，還從側面反映了中國儒學對漢字在越南傳播的巨大推動力。
這一時期越南創作了大量的漢字詩文和著作。如李公蘊的《遷都詔》，李常杰的《南國山河》，陳國峻的《檄將士文》，阮薦的《平吳大告》、《軍中詞命集》、《藍山實錄》、《抑齋詩集》，吳士連的《大越史記全書》，阮秉謙的《白云詩集》，黎貴惇的《見聞小錄》、《蕓苔類語》、《群書考辯》、《北史通錄》、《全越詩集》、《桂堂詩集》，吳時志的《皇黎一統志》，以及阮朝國使館編修的《大南實錄》和《欽定越史通鑒綱目》等，數不勝數。
拋開政治立場和民族主義的束縛而視之，有些詩文堪稱雄文宏論，深得漢文化的精髓，體現出越南人對漢字驚人的駕馭和理解能力。為窺其一斑，筆者略舉李朝開國皇帝李公蘊之《遷都詔》如下：
昔商家至盤庚五遷，周室迨成王三徙。豈三代之數君，徇于己私，妄自遷徙，以其圖大宅中，為億萬世子孫之計。上謹天命，下因民志，茍有便輒改。故國祚延長，風俗富阜。而丁、黎二家，乃徇己私，忽天命，罔蹈商周之跡，常安厥邑于茲。致世代弗長，算數短促，百姓耗損，萬物失宜。朕甚痛之，不得不徙。
況高王故都大羅城，宅天地區域之中，得龍蟠虎躍之勢，正南北東西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廣而坦平，厥土高而爽塏、高燥也。民居蔑昏墊之困，萬物極蕃阜之豐。遍覽越邦，斯為勝地，誠四方輻輳之要會，為萬世帝王之上都。
朕欲因此地利，以定厥居，卿等如何？
這一時期，越南漢字、漢語教育和漢文化學習的先后順序基本與《三字經》所述一致，即小學-四書-五經-諸子-諸史。但亦有其特殊之處，主要體現在如下幾點：
首先，在幼學啟蒙教材方面，他們往往立足本國國情，結合越南語和字喃固有的特點，將《三字經》、《千字文》和《二千字》等漢字啟蒙經典改編成漢喃二元一體的教科書。如《三字經演音》、《三字經六八演音》、《三字經解音演歌》、《三千字解音》等。
在這些幼學讀物中，一般先舉漢文字句，并于旁邊用字喃進行注釋和對譯。如《三字經》中“人之初，性本善”句，越南《三字經解音演歌》先于其下用字喃解釋為“ 些 生 性 賦本 ”，然后再用字喃對譯為“ 生 ，性本 ”。
此外，為了在啟蒙學習中灌輸本國史觀，提高民族認同感與自豪感，越南人還模仿《三字經》中有關歷史內容部分，編撰出反映越南歷史發展脈絡的漢喃啟蒙讀物，如《幼學國史五言詩》、《天南四字經》、《初學問津》等。
其次，在教授漢字方面，越南有自己的特殊辦法。他們編撰漢喃字并用的《千字文》、《三千字》和《五千字》等幼學識字讀物，用以講解和傳授漢字。
筆者所收集到的《三千字》不分條目，開門見山羅列漢字，并在旁邊注以字喃。例如：“天— ，地—坦，存—群，子—昆，孫— ”。《五千字》則稍有不同。它分為“開說、天文、地理、國君”等三十八條，結構完整，內容豐富，除單個漢字之外，亦兼有詞組。例如天文條：“月— ，日— ，往—戈，來—吏，虹蜺— ”。
在掌握一定程度的漢字之后，古代越南夫子就會要求學徒先背誦經典對聯和詩文，然后讓學生模仿習作對聯和詩歌，最后才要求學生模仿習作文章。經過這幾個流程的學習和實踐，不少學徒打下了比較扎實的漢字和漢文化基礎。
此外，越南人還將一些漢字編成生動形象的俗語或歌謠進行傳授。謹略舉如下幾個列子：越南俗語用“chím chích mà ?? trên c?t, th?p trên t? d??i nh?t ?? ch? tam”(柱上鷦鷯，上十下四，一橫底心)來形容“德”字；“非”字被形容為“trong ao hai cay c?c, m?i bên ba con ?c”(池中兩根樁，每邊三顆螺)；“子”字被形容為“li?u ?? có ngang”(了字有橫)；“夫”字則被形容為“ch? thiên tr?i ??u”(天字冒頭)。
古代越南人還編撰漢喃辭書和字典以便國人學習漢字。如后黎朝景興二十二年所撰（1761）之《指南玉音解義》是至今所發現越南最早的漢喃字典；另一部越南著名的古代漢喃字典則是成書于阮朝成泰八年（1896）的《嗣德圣制字學解義歌》。
前者的特點是，先將漢字和漢語詞匯分門別類，而后以字喃進行釋義。后者則以越南傳統的“六八體演歌”進行編撰，于文中列出漢字和字喃，并解釋字義，完全有別于我國歷代辭書及字典的編撰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