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疆域模式的歷史特征及其根源——與西歐、阿拉伯、俄羅斯疆域模式的比較分析

文明體作為族群聚合之單位，先天地具有開拓生存空間的內在驅動。因此，所謂擴張取向，便不因文化特質而有所不同，只是在地理環境與文化觀念影響之下，在擴張特征上有所差別而已。歐亞大陸不同文明依托各自地理環境，發展出不同類型之政治制度，凝聚出不同內涵之文化觀念，最終積淀而整合為完整之文明體系，穩定地對文明內部進程與外部地緣環境發生能動作用。相應，在疆域觀念上亦是如此。不同文明在疆域觀念上各有不同，大體而言，從西至東，以西歐、阿拉伯、俄羅斯與中國四種文明的疆域模式對歐亞，乃至世界地緣政治影響最大。雖然這四種文明邊疆拓展動力皆由諸多因素組成，但相對而言，各自又有區別于其他文明的鮮明特征。本文即在對比歐亞大陸四種主體文明疆域模式基礎之上，揭示中國古代疆域模式的歷史特征及其根源。

一 中國古代的“有限擴張主義”及其歷史根源

西歐由于地形破碎之緣故，不易形成統一局面，長期以來小國接壤而鄰，由于生存空間狹小，故而相互之間戰爭不斷。在這一地緣背景下，西歐國家自古以來，便不斷嘗試以地中海為跳板，向亞、非兩洲進發，或通過和平方式，開展商業貿易；或通過戰爭方式，掠奪資源，以開拓生存空間，并支援宗主國，從而樹立在歐洲之統治地位。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歐更以在全世界實行殖民主義，傳播基督教，建立世界霸權為目標。相應，西歐疆域擴張實針對整個世界，尤其注重壯大自身經濟力量。或者說，西歐疆域模式最為體現經濟驅動之特征。

阿拉伯文明產生于生存環境更為惡劣之阿拉伯半島，一方面通過開展商業貿易，從海外獲取經濟財富；另一方面，崇尚嚴格的一神論宗教伊斯蘭教，主張通過戰爭方式，將教義傳播于全世界。因此，自公元6世紀以來，阿拉伯國家不斷向四面擴張，其核心動力相對其他文明而言，宗教色彩最為濃厚。或者說，伊斯蘭教疆域模式最為體現宗教驅動之特征。

俄羅斯是近代幾大文明體系中，核心地帶唯一處于內陸亞洲者，由于氣候寒冷、降雨量少，以草原、森林為主要地貌的俄羅斯文明，雖然以農業為主，但生產率卻得不到保障，從而在廣闊的俄羅斯平原上，不斷擴張，以掠奪資源，打通與外界經濟交往的地理通道。俄羅斯在蒙古帝國瓦解后，繼承蒙古帝國在政治、軍事領域中的威權制度，迅速崛起，利用突厥勢力衰落之契機，瘋狂地從一個小公國，將勢力在整個歐亞內陸擴張開來，從而建立了當今世界最大的陸地邊疆。這種崇尚武力、戰爭的邊疆開拓模式，使俄羅斯疆域迅速擴大的同時，也使內部難以相應完成快速整合，內部矛盾不斷的結果，是蘇聯的最終瓦解。或者說，俄羅斯文明疆域模式最為體現戰爭驅動之特征。

以上三種文明疆域模式雖在歷史內涵、驅動因素上存在差別，但其共同面臨的地緣政治卻非常相似，即都身處最為原始的區域國際秩序——“叢林秩序”之中。地球在形成之后，不斷衍生出不同形態的物種。不同物種之間借助食物鏈模式，維持著地球的生態平衡。這也是地球上最為原始的生態秩序。食物鏈生態秩序核心特征即是優勝劣汰、物競天擇、適合生存。正是在這種最為原始與基本的生存邏輯下，不同物種之間展開競爭，不斷推動著生物進化，乃至最后人類社會的產生。對此，科學界將之概括為“叢林法則”。人類走出叢林后，雖然走向了草原，但生存邏輯，無論群體內部，還是群體之間，都仍然遵循著來自叢林的法則，不斷展開個體之間、群體之間的斗爭。叢林法則是人類社會在產生之初，仍然延續人的動物性及其生存邏輯的一種體現。相應，伴隨人類社會逐漸發展，叢林法則作為內在地根植于作為動物的人類之中的一個生命意識，一方面在個體之間、群體之間的斗爭規模、形式與影響等方面，都不斷得到發展，將人類社會自我毀滅的潛在逐漸演變化無比接近現實，兩次世界大戰與近年來國際社會的不斷擦槍走火，都是典型體現；另一方面人類社會在長期斗爭中，不斷衡量斗爭成本與最后收益之間的平衡，從而越來越趨向于采取合作的態勢，從而發展出容忍、節制等后天社會屬性，這一社會屬性不僅體現于個人之間，同樣體現于群體之間社會契約，乃至國際契約的建立與推廣。

以上三種文明中，西歐、阿拉伯文明都處于地理空間局促、生態環境不足的地帶，為爭取有限的資源，兩大文明內部、之間長期處于激烈競爭之中，是叢林秩序的典型地帶。為了保證生存，并消滅敵人，兩大文明內部、之間在內部挖掘已經臻于極限的前提下，只有不斷向外擴張，利用外來資源補充、壯大自己。俄羅斯文明雖然遠離西歐、阿拉伯半島競爭的白熱地帶，但由于農業生存較為原始，因此長期沒有統一，內部不同政權之間也形成了叢林秩序。蒙古入侵前后，俄羅斯才逐漸統一起來，鑒于只有不斷擴張，掠奪邊疆資源、開展經濟交流，才能維持龐大政權的存在，于是也不斷向外拓展疆域。

可見，在地理環境決定之下，以上三種文明處于叢林秩序之下，為壯大實力，于是不斷開拓邊疆、發展商業，以維持自身生命共同體的存在與發展，屬于“發散型文明”。在這種歷史格局下，以上三種文明腹地與邊疆，或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基本是一種單向的歷史關系，即腹地、宗主國掠奪、獲利于邊疆、殖民地。但之所以稱“基本是一種單向的歷史關系”，是因為這一歷史關系衍生出另一連帶性的反向關系，即腹地、宗主國為保證掠奪、獲利，在邊疆、殖民地委派代理人，乃至推廣腹地、宗主國的制度形式，甚至傳播腹地、宗主國的文化精神，因此導致邊疆、殖民地呈現二分現象，一種類型的邊疆、殖民地由于缺乏合適的地理環境、優越的經濟條件，從而被嚴重掠奪人口或資源，二者逐漸呈現此消彼長的歷史態勢，如近代的非洲；而另一種類型的邊疆、殖民地則由于具有較為合適的地理環境、優越的經濟條件，從而呈現腹地、宗主國全方面復制，二者逐漸同質一體的歷史格局，如近代的美洲。無論是此消彼長，還是同質一體，都源于壯大腹地、宗主國的經濟需求。或者說，以上三種文明疆域模式的歷史驅動，歸根結底都是經濟驅動。由于對外擴張擁有的都是好處，因此以上三種文明將不斷擴張、擴張，再擴張的外向擴張政策，視為文明立足與發展的基礎之一。如果對以上論述加以綜合的話，可以將以上三種文明歸納為“經濟驅動的外向無限擴張主義”。

與以上文明不同，中國從整體上而言，呈現了“有節制的擴張”或“有限擴張主義”的特征。具體表現于以下三個方面。從地理空間而言，中國文明不似以上三種文明無節制地向外擴張，而主要是圍繞平原地帶，向四周滲透，對于海洋空間，鑒于其與農業文明存在本質上的沖突，因此從官方層面一直加以摒棄。從開拓方式而言，也不只利用戰爭方式，還利用經濟、文化等各種手段，而且比較崇尚運用和平交往的方式，這自然也與中國文明崇尚人文主義、對戰爭充滿警惕的所謂“兵者不祥”思想有關。最后，從擴張目的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消除四周，尤其西、北游牧民族的威脅，維護自身的安全，而非單純的疆域擴張。因此，中國文明屬于“內聚型文明”。

這一疆域模式同樣根源于中國地理環境及由此而形成的經濟方式。與以上三種文明不同，中國文明中心地帶是平坦而富饒的平原，為中國先民以農立國提供了足夠的生存空間，也使中國長期維持了龐大的經濟體與領先優勢，對于外部資源的獲得便顯得不再那么必需與迫切，相應商業交流在文明體系中的地位便成為附屬，對外擴張的經濟驅動基本限于農業動力。而反觀四周地帶，與以上三種文明四周地帶是資源聚集地不同，中國四周三面環山，一面臨海，不僅不便于大規模推廣農業經濟，而且四裔民族利用這一險惡地理，形成了對中原政權的一定抗拒，西、北民族甚至長期掌握了相對于中原王朝的騎兵優勢。相應，中原王朝對于四裔邊疆的擴張，一方面由于缺乏邊疆經濟的有力支持，有坐吃山空的經濟風險；另一方面也容易陷入邊疆險惡地理甚至軍事優勢的陷阱，從而在財政、軍事兩個方面，造成對政權的嚴重沖擊。況且農業經濟對于氣候、人口依賴較為嚴重，如果遭遇自然災害、大規模征兵，都會對農業生產造成直接沖擊，從而形成社會動蕩、政權不穩。在這種歷史狀態下，中原王朝進行擴張時，勢必首先在政權穩定與邊疆開拓之間尋找平衡點，以不損害政權穩定為前提，進行適度的邊疆開拓。因此，中原王朝的疆界形成，實際止于政權穩定與邊疆開拓長期平衡下的臨界點。這一臨界點表面來看處于明顯不適合大規模推廣農業經濟的生態臨界點，其實深層來看處于中原王朝財政危機爆發的臨界點。或者說，中國古代中原王朝在邊疆治理上，存在著一定局限性。

二 中國古代的“差序疆域”觀念與“中華亞洲秩序”的形成

但與政治能力有限性形成對比的是，東亞地區廣闊而相對平坦的地形特征，卻導致中國古代形成以中國為中心，沒有邊界的“天下”秩序。現實與文化之間的張力與矛盾如何解決呢？軍事手段既然存在制約，那么可以通過政治、文化手段加以彌補。這便是通過政治交往、文化傳播，與軍力無法直接控制的地區，形成一定的政治聯盟，通過經濟補助的方式，獲得政治宗主的地位。具體而言，便是在直接統治區施行郡縣制度，在無法直接統治的邊疆地區實行羈縻制度，而在更為遙遠的地區實行藩屬制度，從而形成與現代民族國家“單一性”、“均質化”疆界不同的“差序疆域”觀念。而即使通過多種方式，仍無法達成一定關系的邊緣及其以外地區之政權，則會被天下秩序選擇性地忽略。

所謂“羈縻”，是將邊疆政權從形式上納入國家體制中來，一般不干涉其制度形式、內部人事更替與社會風俗，實行間接統治，也就是所謂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改其宜”。[1]中央政權與羈縻政權之間的聯系主要是中央政權擔負有保護羈縻政權的職責，羈縻政權具有承擔賦役、應征出兵的職責。[2]羈縻統治區以外是藩屬統治區，與中央的關系更為松散，中央政權與藩屬政權之間只是名義上的君臣關系，二者之間僅依靠數年一次的朝貢加以維系。[3]可見，差序疆域在地緣政治上呈現從中心到邊疆，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層面，政治關系由緊到疏、控制力由強至弱的差序格局。“圣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后諸夏，先諸夏而后夷狄。”[4]“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5]

比如明朝便是如此。明朝大體繼承了元朝直接控制區，為管理廣闊疆域，在不同區域實行不同的管理模式，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漢人地區，設置郡縣，直接控制；在北方邊疆，設置軍鎮，實行軍事化管理；在西南邊疆，遍設土司，實行羈縻統治；而在朝鮮半島、蒙古高原、西域、東南亞，則實行藩屬制度，從而呈現出鮮明的地緣差序與區域分治特征。而為貫徹政令、管理地方修建的驛站，覆蓋了直接控制區與羈縻區。《明史》先敘明國之事，繼之以“土司傳”、“外國傳”，反映出中國在傳統社會晚期，仍維持著中華亞洲秩序的差序格局。而明朝在朝貢貿易中，也通過設定不同待遇，以排定不同羈縻部落、藩屬國的不同地位，從而不斷形塑其與明朝的關系。比如萬歷時期，明朝在與兀良哈三衛、女真、西番（“回夷”）、“北虜”的朝貢貿易中，便通過制定不同的次數、人數、地點、賞賜規格，表彰擁護明朝者，批評叛附不常者，從而調整與維護周邊族群與明朝的政治關聯，加強對于邊疆地區的政治統治。[6]

那么，除卻文化的想象，直接控制區之外的羈縻區、藩屬區，即“五服”中的“要服”、“荒服”，[7]是否屬于王朝疆域呢？南宋范成大在《志蠻》中如此表達。“今郡縣之外，羈縻州峒雖故皆蠻，地猶近省，民供稅役，故不以蠻命之。過羈縻，則謂之化外，真蠻也。”[8]即羈縻區屬于疆域之內，之外則屬于“化外”，即疆域之外。也正因此之故，明初四川播州夷民歸附之后，明朝雖實行羈縻統治，卻將之視為處于版圖之內。洪武七年（1374）三月，中書省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圖，即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為始，每歲納糧二千五百石，以為軍需。”[9]

但另一方面，雖然朱元璋也認為播州隸屬于版圖之內，不過仍將之與內地加以區別，并未命其如同內地一樣，承擔賦役。“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以靜治之，茍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彼率先來歸，所有田稅隨其所入，不必復為定額，以征其賦。”[10]可見，羈縻統治區與直接統治區在國家定位中，仍有相當不同。二者不僅政治制度不同，更重要的是在關系國計民生的賦役制度上也存在巨大差異。在古代世界，疆域的意義主要并非土地本身，而是生存于其上的民眾，以及其所承擔的賦稅、兵役；如果能夠承擔賦役，才會獲得重視。這與現代疆域觀念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將每一寸土地，無論其生態環境如何，都視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觀念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在中國古代，又有在嚴格意義上，將羈縻區與直接統治區相區別，不將羈縻區視作國家版圖者。萬歷二十七年（1599）在播州之役進行之初，為籠絡播州周邊土司，明朝放緩“改土歸流”的步伐，認為土司與州縣在國家疆域的意義上，性質一致。明神宗詔稱：“土司自我朝開設以來，因俗而治，世效職貢，上下相安，何必改土為流，方是朝廷疆宇？”[11]但從這種反問的語氣來看，當時人有以土司不屬國家疆域，只有設置流官、直接控制的州縣，才屬國家疆域的觀念。實際上，明人在一定程度上將僅設置軍事機構，不設民政機構的邊疆地區，鑒于其不承擔與內地州縣一樣的賦役，而認為其屬于化外。景泰時期，“貴州苗反，久未平。何文淵請罷藩、臬二司，專設都司，以一大將鎮之。于少保謙不可，曰：‘若不設二司是夷之也，何以通滇僰道？且無故棄祖宗疆內地，不祥。’遂寢。”[12]（更改）果然，在播州之役后，朝廷在播州改土歸流，認為從此播州屬于明朝，而鄰近土司仍保持原貌，被劃于疆域之外，雙方有正式邊界。萬歷二十九年（1601），兵部奏“正疆域”。

播左連水西，右通永寧，地址雖若犬牙，彼此原有疆界。但夷性犬羊，互相雄長，侵剋無常。既改土為流，當清疆界，永杜爭端。原系播州者，歸我版圖；原系永寧、水西者，歸之奢、安二氏。勒碑立界，永為遵守。[13]

萬歷三十二年（1604），明朝在議平播之功時，也稱：“平播一功，開疆展土，奇勛懋績”。[14]

可見，在中國古代差序疆域觀念下，直接控制的郡縣地帶屬于正式國家疆域，而間接控制的羈縻區，則處于疆域的模糊地帶，存有爭議。至于藩屬國，則不屬于國家正式疆域，與正式疆域之間更是同樣存在邊界。不過中國古代不斷進行的邊疆開拓，逐漸將羈縻區，甚至部分藩屬區明確納入國家疆域。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這一進程在前近代時期十分緩慢，中國古代疆域格局從而呈現不斷擴大的、動態的“差序疆域”。一部中國史，便是在“王者無外”的天下觀念下，差序疆域格局內部不斷整合，轉變為“均質疆域”，而外部不斷向外延伸與擴展的歷史。正是在一波一波的邊疆內地化浪潮中，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格局逐漸形成。“古之戎狄，今為中國。”[15]

在這種區域國際秩序觀念下，亞洲尤其東亞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國際秩序，即“中華亞洲秩序”。中華亞洲秩序的差序格局與西歐、阿拉伯、俄羅斯“經濟驅動的外向無限擴張主義”明顯不同。首先，中華亞洲秩序的建立不是以經濟驅動為主導，而是以政治驅動為主導，中原王朝的對外擴張不僅是掠奪經濟資源，而是為了實現“天下”秩序的政治統一。因此，中華亞洲秩序是一種“政治驅動的擴張主義”。其次，中華亞洲秩序的建立不是為了主宰亞洲國際秩序，而是為了維護中國地緣和平。正如上文所述，中國腹地經濟明顯優越于周邊地區，中國強力控制周邊地區無利可圖，在這種情況下中原王朝積極對周邊施加影響，一方面是為實現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為保持周邊地區的穩定，防范或抵御周邊具有威脅勢力的產生與壯大，從而保證中國邊緣地帶的和平，以維護政權的穩定。可見，與以上三種文明對外擴張是一種外向掠奪式的發散不同，中華亞洲秩序是一種瞄向中原王朝政權穩固的內聚或內斂。因此，中華亞洲秩序并不像以上三種文明強調經濟掠奪或同質一體，而是強調差異共存、相安無事。在腹地與邊疆的關系上，也并非是一種單向關系，而是中國對邊疆乃至藩屬國保持政治權利的同時，擔負興滅繼絕的政治義務；邊疆乃至藩屬國在保持政治臣屬的同時，不斷獲得中國的優惠經濟貿易。總之，雙方并不強求同質一體，而是和而不同。因此，中華亞洲秩序是一種“內向擴張主義”。最后，雖然都是擴張主義，但以上三種文明是一種無限擴張主義，只要有利可圖，便一直向外擴張，這一傳統一旦形成，即使一時無利可圖，也積極控制，比如英國進入西藏，俄羅斯進入西伯利亞，都是如此。這種無限擴張主義雖然導致戰爭不斷，但卻更為積極與主動地打開了世界一體化的歷史局面，促進了近代世界的產生。與之不同，中華亞洲秩序的是一種有限擴張主義，雖然有利于亞洲尤其東亞的國際秩序和平，但對于推動全球化格局之形成，卻顯得缺乏動力。綜合以上論述，可以將中華亞洲秩序概括為“政治驅動的內向有限擴張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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