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說來，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挑戰和困惑，需要做出不同的選擇。我們現在看前人曾經走過的路，之所以能把它當作懷舊的題材來看，部分原因也就是 那個時代曾是問題的問題，今天已經解決了，不覺得它們是問題。而今天也許發生了其他的問題，所以大家忽然對前朝往事產生了興趣。
田波瀾：在中國大陸比較有影響力的幾部研究民國大學史的著作都是美國學者所撰寫，除了你的《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1919-1937）》外， 還有魏定熙教授所寫的《北京大學與中國政治文化》，以及易社強教授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相對于這些學術分量很高的著作，大陸很多名校也不乏校史 著作，但基本上沒有什么影響力，你覺得是哪些因素影響了大陸學者對民國大學史的書寫水準？
葉文心：我想關鍵在于，這是一種文本性質的區別。每一個學校都書寫它本身的校史，美國學校也不例外。可是校史不等于涵蓋高等教育史的近現代史， 或者說透過高等教育以及大學的經歷讓大家來闡釋近現代中國歷史的脈絡。這兩種文本在基本性質和書寫的指向目標性上，有著基本的差別。你所提的這幾本書，雖 說魏定熙著重北京大學的經驗，易社強著重西南聯大，可是他們的目的是透過書寫北京大學、西南聯大（和我所關注的圣約翰大學）等民國大學史的一個面向來展示 更寬廣的一些問題，比如知識人的風貌。這些美國學者的作品主要的意涵，是透過一群大學里的知識人的歷史經驗來呈現中國近現代史的某些側面。
其實中國近百年來的教育史，本身是包含在學術史、知識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脈絡里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這樣的歷史著作是很不容易寫的，現在 有些人往這方面努力，可是什么時候寫得出來還不一定，因為這個工程比較大。老實說我正收集材料想寫這樣一本書，在我的第一本書的基礎上把它擴大出來，讓它 照應的面更廣一點，關注的時段更長一點。大致的意思是透過百年中國教育制度的變化或者說是高等教育的變化來看中國的近現代史，同時也可以反過來，從中國近 現代史的變化來看百年高等教育的內涵以及變化等等，這兩者是相互依存的關系。
黨化教育：從正面轉向負面
田波瀾：你這冊關于民國大學的研究，其實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史的研究，也注意到了大學與政治力量的關系，有一些篇幅討論國民政府試圖控制大學的黨化教育。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對大學推行黨化教育的根源和表現形式是什么？成效如何？
葉文心：黨化教育這個口號，是國民政府在廣州的時候提出來的。在那之前的國民黨是一盤散沙的國民黨，直到1923到1924年之間，孫中山在廣 州演講三民主義，國民黨才有所謂的成文的主義。黨化教育的意義一方面是要把三民主義作為全黨一致并為大家熟知的黨的宗旨和理論，另外更關鍵的是要把黨作為 一個組織建立起來。
在黃埔建軍之后，即在軍隊里建立政治指導員制度，要把黨的思想灌注到軍隊里面。國民黨也希望把黨化思想推行到大學校園里，所以創辦了當時的廣州 大學（以后成為中山大學），希望廣州大學跟上海的資產階級大學不一樣，大學生都抱持三民主義的理想，是為國為民有紀律的大學生，而不是像上海圣約翰大學那 般，學生只顧自己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生活上的享樂，把學位當做社會地位的裝飾品。所以它的黨化在三個領域同時進行，先把國民黨黨內黨化，然后把軍隊黨化， 再把大學黨化。這是1927年國民黨執政以前的情況。
北伐革命之后，國民黨進入到江浙地區，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勢力隨之延伸到北方主要的大學校園之內。國民政府進行黨化教育，就遭遇到原有校園文化的 抗拒并引發沖突。透過教育部的行政手段跟資源的控制，國民政府半強制性地推行了黨化教育，這些措施大約從1928年開始引起知識階層的反彈。當時就有人提 出人權問題，說“連上帝說的話都可以懷疑，難道孫中山或者三民主義是不可以懷疑的嗎？”或者“對黨義和國民黨國策的辯論，在大學校園里如果不去進行的話， 那豈不是一黨專政了嗎？”
所以在北伐之前和北伐之后，黨化及其作用，在校園里的意義截然不同。國民黨在廣州時期如果不推行黨化的話，北伐時期它的軍隊跟學生，在思想上就 不能統一，在組織和動員上也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可是它進入江浙以及北方——1927年以前的文化重鎮之后，它以一黨專政或者一黨獨大的精神來壓制多元化的 思想潮流時，就立刻引起抗爭。所以自1928年起，教育部開始以政府的力量強制要求校園進行黨化教育，就立刻使黨化教育在知識界成為帶有負面意義的一個名 詞，甚至成為抗爭的對象。在還沒有當權之前，黨化可以統一思想、加強組織紀律、提升戰斗力，是有助于革命的。可是一旦從一個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仍然繼續推 行黨化教育，黨化就變成了鉗制自由思想、限制輿論空間的一個統治工具。所以，在位與不在位，是革命時期還是當政時期，這個區別其實對于“黨化”的實際意義 是很大的。
“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里，上海大學的作用非常大”
田波瀾：你在書中專門有一章討論民國時期上海最著名的教會大學圣約翰大學，認為它是資產階級階層再生產的最重要的管道，而且依托于上海這個最具 有國際性和現代感的大都會，這些大學成功地實現了儒家中國的知識范式的現代轉型，通過科學知識、職業技能、良好語言等來獲取財富，開始成為一種新的社會職 業倫理。這所大學對民國上海上流社會文化的形成產生了哪些影響？而像圣約翰大學這樣的教會大學最后的命運如何？
葉文心：圣約翰大學在上海地區大概是當時西化的資產階層最主要的一個培育中心，也是他們建構社會網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它不只是一所大學， 它和教會有關系，同時它的學生除了上學之外，也進行社會活動。透過校園里的學生生活以及聯誼生活，學生跟學生之間也有社交生活，所以總體說來，它除了一種 知識上的傳承或者說是專業知識的訓練之外，同時還建構了社會性的人脈跟網絡，幫助開發了一些社會意識或者是社會服務。
這些教會大學的命運，大概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抗日戰爭發生后，沿海都被日軍占領，很多沿海的資產階層遷入內陸，很多學校都搬進租界，像 福建或浙江的教會大學，不能搬到租界，有的就搬到山里去。對于教會學校來說，或因有英美背景而被日本人當作敵對勢力看待，或因華裔的資產向內地或海外遷 移，在資金來源上大大減縮，因此受到很大的打擊。1945年以后，國民政府雖然回來了，但是經濟沒有恢復，對教會大學來說仍然是不能恢復戰前的盛況。第三 個時期是1949年以后，很多教會大學的資產跟其他學校合并，很多學校停辦或者資產被凍結、或者是被拆散，在院系調整的時候被其他學校吸收掉。圣約翰大學 在1949到1952年被拆散并且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按照并入院系數量排序，依次是華東師范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第二醫學院，其校址為華東政法大學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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