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將這番對外投資布局與馬歇爾計劃相提并論，依然有過火之嫌。1948年時的美國在全球層面占據的貨幣霸權地位是今日的中國無法企及的；迄今為止，人民幣在全球貨幣儲備中僅占據有極小的份額。即使大規模對外投資能對人民幣的結算量和受認可度有所提升，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的地位仍相差千里。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意義在于，它一方面賦予了美國一整套調控和主導世界經濟的機構平臺（如IMF和IBRD），另一方面要求美國提供以充足的流動性為代表的各種公共產品；但今日的中國在這兩方面都難言勝任：北京在重要的國際治理機構如G20、WTO和IMF中扮演的仍是參與者的角色，對重大規則也是適應和服從多、參與制訂少；即使近年來參與發起和影響了包括上合組織、中非合作論壇以及中國-東盟自貿區在內的若干地區級平臺，與昔日的美國差距仍很明顯。實際上，中國甚至也還未能像1920-1940年代的美國那樣，以單一國家的身份與另一個規模可觀的發達經濟體進行國際貿易政策博弈，更遑論主推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當的全球級經濟安排。而中國提供包括貨幣流通性和安全保障在內的公共產品的能力，即使與今日的美國相比差距也很明顯，這都決定了新一波的對外投資帶有試驗性質。

更重要的是，與馬歇爾計劃中具備良好的重化工業基礎和人才儲備、僅僅是暫時面臨流動性危機的西歐國家不同，“絲路基金”指向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市場完善程度、政治穩定性乃至多邊關系方面差異極大，這對海外投資的回報率構成了相當顯著的影響。以基礎設施建設換取自然資源的投資模式在非洲已經試行了相當長時間，在為中國贏得國際聲望和政治籌碼的同時，也引發了當地利益團體和某些政府的抵觸，甚至對中國投資者和施工人員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脅，這類隱憂在更大范圍的投資和開發中同樣不可能徹底規避。而市場環境不完善和政治動蕩等中方無法掌控的因素，往往會抬高投資成本，從而使中資企業望而生畏。近年來國有能源企業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投資屢現虧損，與當地的政治和社會生態即不無關聯。“一帶”戰略中的陸上西進則容易受到中亞各國微妙外交姿態的影響——該地區國家長期以來在美俄中三國之間面面俱圓，不能排除其以“政經分離”方式對沖中國的影響。

總的來看，從亞投行、“一帶一路”到“絲路基金”，中國在增加海外投資方面正做出有益的嘗試，但過早賦予這種嘗試以“新馬歇爾計劃”的稱謂實屬弊大于利。對歐美發達國家乃至日本、韓國等亞洲先發經濟體而言，大規模海外投資都是有益的必經之路，中國同樣需要在這種歷練中增加經驗，而不必過早背上“勝敗在此一舉”的負擔。更重要的是，馬歇爾計劃揭示了對既有權勢互動模式的利用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故中國完全不必、亦不宜以一國之力取代甚至對抗現有的國際平臺和組織，而虛擲寶貴的財政資源。

文/劉怡 原載《南風窗》2014年第24期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國能從“馬歇爾計劃”學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