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21日，喬治·馬歇爾就任美國第50任國務卿；同年5月，他任命已經因“長電報”而聲名鵲起的喬治·凱南為新成立的國務院政策計劃署（PPS）主任。在凱南的“非對稱遏制”思想影響下，始于1948年4月的美國援歐復興計劃（通稱馬歇爾計劃）成為了華盛頓恢復歐洲均勢、構筑對蘇遏制前沿的最優先步驟：從1948年到1952年，美國累計對歐“輸血”近170億美元，在支撐經濟重建的同時，大大促進了西歐一體化以及美歐經濟-政治紐帶的加強。不僅如此，由于無力在經濟上對抗馬歇爾計劃，蘇聯被迫對1945年以來的對外攻勢進行收縮，改以軍事-政治“鐵幕”這種生硬的手段鞏固在東歐的勢力范圍。如冷戰史研究泰斗加迪斯所言，馬歇爾計劃使得美國在“日益擴大的冷戰中占據了地理政治和道德上的有利地位”，至今仍被視為輸出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絕佳范例。
六十多年過后，國內外媒體和分析人士開始鼓噪關于“新馬歇爾計劃”的輿論——2014年11月9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APEC峰會上表示，未來10年中國對外投資將達到1.25萬億美元；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為連通中國與地中海的“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以及產業合作提供投融資支持。而在不到兩周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21國剛剛簽署了備忘錄，共同決定成立以北京為總部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世貿組織（WTO）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柏年（Patrick Low）認為，上述舉措“是一種嚴肅的嘗試，是為了發揮領導力，并且塑造一個負責任的形象，從而成為整個亞洲的領袖”。《紐約時報》則以“中國經濟外交示好鄰國”為題對兩則新聞進行了綜合報道，邏輯與羅柏年并無二致：中國以輸出資本作為提升政治影響力的手段，這和馬歇爾計劃實屬異曲同工。
單從表面特征看，中國的“絲路基金”籌劃，以及“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與馬歇爾計劃確有共通之處：它們都以一個增長速度驚人、總量極為可觀的經濟體為后盾，都由政府行為主導，也都有相應的地理政治布局。但兩者的差異同樣足夠突出——馬歇爾計劃是對美國長期以來推進美歐經濟一體化和美元核心地位的階段性總結，有助于美國向西歐進行資本輸出的制度條件在此前已經創設完畢；不僅如此，美國在選擇西歐作為復興計劃的實施地之前，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乃至投資的回報比進行了通盤考量，確認了對歐援助不僅不會血本無歸，而且在對蘇遏制方面能夠提供長期收益。相比之下，中國牽頭主導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性安排與資本輸出的步驟幾乎同時啟動，兩者需要在推進過程中相互協調和妥協，方能取得預想的成效。而位于“一帶一路”周邊的國家在政治穩定性、經濟發展水平乃至戰略地理關聯性上遠較當初的西歐來得復雜，則放大了投資的風險。
這樣看來，與其好高騖遠于立即“重現”馬歇爾計劃的成功，不如先對后者在戰略規劃和制度設計方面的優點進行檢證，辨明其中適用于不同國家對外戰略的恒常要素，再談如何將之付諸落實。而歷史背景和利益結構的差異也決定了中國不必完全以馬歇爾計劃為模板，而應在以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資本輸出嘗試中，探索出與現階段中國的國家利益相適應的新模式。如此方能實現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的承諾——“雙贏多贏、互利共贏”，“永遠做一個開放的大國、學習的大國、包容的大國”。
馬歇爾計劃的戰略意圖
一般研究者在關注馬歇爾計劃時，往往側重其經濟動機和效果，而忽視了此前的戰略分析和目標定焦。實際上，馬歇爾計劃基本上是喬治·凱南的現實主義對外戰略觀在經濟領域的表現，它有幾點基本假設：首先，國家在可量化的力量指標方面的強大并不意味著在國際事務中就能予取予求，如果不能合理地定義本國的基本利益所在，并以既有的力量對其加以維護和伸張，強國依然有可能走向傾頹。在這方面，凱南批評了以理想化的“國際新秩序”和國際機構的協調作為對外政策依據的“普遍主義”主張——這種批評在今天的中國也已獲得默認——而傾向于從自身利益訴求出發，利用現行國際體系的矛盾和平衡達到所欲的效果。其次，即使是在經濟總量足夠龐大的背景下，無節制、無重心地揮霍力量依然不是可取的路線。一國在安全領域的訴求首先取決于它在世界地理格局中的位置，其次是現有的技術手段對地理潛力的開發水平。例如，19世紀的英國可以采取平時“光榮孤立”、待沖突端倪暴露時再介入歐洲的策略，因為彼時大陸強國的資源動員速度較慢，海權國家享有充裕的時間窗口；而1945年以后的蘇聯在行動的敏捷度上已經大大提升，美國必須在歐亞大陸建立常態存在，才能對安全危機做出及時回應。
正是從這兩大假設出發，凱南認為重點扶植西歐是美國在1948年最明智的選擇。其一，對美國這樣的海洋經濟強國而言，維持關鍵性戰略原料在全球范圍內的流通和最大程度的市場開放乃是基本前提。西歐作為當時世界上規模僅次于美國的制造業基地、單一市場和戰略原材料供應地，應當也可以成為華盛頓全球戰略的資產，而不能放任其落入蘇聯手中。如果莫斯科借助軍事壓力和內部滲透，在短期內使西歐中立化、甚至反對美國，則美國不僅將喪失市場和原材料，甚至還有遭遇經濟封鎖的危險。其二，盡管在資源動員規模上已經日益落后于美蘇這樣的洲級大國，但西歐包括英國依然擁有全球范圍內一流的工業生產能力、軍事潛力和技術人才儲備。正如1948年3月國家安全委員會第7號報告（NSC-7）所言，“就人力資源和戰爭能力而言，歐洲舊世界的軍事潛力遠遠超過我們目前承擔防衛義務的區域，因為西半球只有美國這一個軍備生產國”。而在戰爭中遭受破壞的基礎設施是可以通過在短期內投入資本來恢復的。其三，遠在“不列顛治下的和平”時代，通過吸收歐洲以外的資源來恢復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就已形成了成熟的運作模式。換言之，通過復興西歐，美國不必再以一己之力與蘇聯對抗，而是重啟了過去幾個世紀里反復生效的制衡機制（雖然需要投入的資源量也較過去為多），構筑起了一條能動的戰略內線。
最重要的是，經濟實力是此際美國相較蘇聯最突出的比較優勢，而經濟復興會產生溢出效應：它將在心理上恢復西歐對美國乃至西方陣營的信心，并對蘇聯形成壓力。實際上，馬歇爾計劃的最大勝利恰恰是心理上的——西歐在短期內恢復經濟基礎之后，立即對蘇聯及其代理人鼓吹的政治和經濟模式產生抵觸，并啟動了以美國為后盾的制衡機制；而莫斯科自知無法在經濟上與美國競爭，只得借助封鎖柏林來向西方施加壓力，并嚴令禁止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衛星國拒絕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援助。此后蘇聯推出了針對東歐的“莫洛托夫計劃”，以雙邊貿易模式支持“鐵幕”以東國家的經濟重建，但這種以百廢待興的蘇聯經濟為依托的“輸血”模式效果明顯較遜。而美國隨后更將馬歇爾計劃模式移植到日本，在短期內就掌握了當時世界五大重化工業中心（美、蘇、英、日、西歐）中的四個；莫斯科不得不另起爐灶，援助中國從頭開始建設現代工業體系。兩極之間的經濟競爭從一開始就分出了勝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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