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習近平主席一天之內會見了埃及總統塞西和泰國總統巴育，外媒將后者同時訪華稱為“敲‘中國龍’的門”。中埃兩國元首共同簽署了《中埃關于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并見證了經濟、貿易、航天、能源等領域合作文件的簽署；中泰雙方也就鐵路合作達成協議。

埃及和泰國面臨的局勢極為相似：不久前均發生軍事政變，目前軍方是實質的當權者，國內百廢待興。塞西今年6月就任總統以來訪問的阿拉伯世界以外的第一個亞洲國家便是中國，而巴育則是擔任總理4個月內第二次訪華。是什么風把他們吹到中國來呢？

政變與困局

2013年7月，埃及以塞西為首的軍方發動政變，推翻了穆爾西總統，組成軍政府，今年6月塞西當選埃及總統。長期以來，美國與埃及軍方保持緊密合作。“阿拉伯之春”爆發之后，埃及軍政府被推翻，穆斯林兄弟會上臺執政，讓美國進退兩難：穆爾西政權是民選政權，從美國一貫的意識形態姿態來說，不應反對；但是，穆斯林兄弟會這個走“群眾路線”的跨國伊斯蘭政治團體，會在中東地區到處點燃革命火焰，打亂美國與該地區一系列專制政權的合作局面。因此，美國在很大程度上默許了埃及軍方發動反撲，通過政變推翻穆爾西。然而，為了維護“自由民主”的面子，美國也不得不對埃及軍方的高壓統治有所回應，比如奧巴馬高調譴責塞西對支持穆爾西的示威者的殘酷鎮壓，在塞西當選總統之后，美國遲遲才發來賀電加以承認，但又指出“選舉政治氣氛并不自由”。盡管這些都是“嘴炮”，但仍然是比較“傷感情”的舉措。

不過，使得美國與埃及疏遠的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來自沙特的金援。埃及每年接受美國軍援數額13-15億美元。由于穆兄會是沙特死敵，沙特愿意出遠遠超過美國的援助，支持塞西鎮壓穆兄會。甚至塞西從俄羅斯購買新式武器裝備，也由沙特買單。雖然沙特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盟友，但從來都是有自己主見的，向埃及投錢，不僅有助于“維穩”，也有助于沙特擴展地區影響力。在這一背景下，塞西的外交路線就從埃及軍方傳統的親美路線走向了大國均衡路線。而美國“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對塞西的疏離也莫可奈何。

泰國政局中的結構性矛盾就是軍方和城市中產階級中上層與廣大農村地區選民之間的矛盾，前者因為選舉無法勝出，頻頻訴諸非常規的政治手段來進行政治斗爭。他信與英拉兄妹依靠廣大農村地區選民選舉上臺。為發展經濟、鞏固和擴大執政基礎，英拉努力搭乘中國“快車”，提出“大米換高鐵”與克拉運河修建計劃，這對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以巴育為代表的泰國軍方無法容忍英拉政府鞏固自身執政基礎，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英拉政府。泰國軍方總體而言比民選政府更加親美，英拉與中國議定的“大米換高鐵”計劃一度被擱置。對中國來說，這不僅意味著單個項目上的前期投入打了水漂，更影響到“一帶一路”戰略在中南半島布局的實現。

面對這一局面，我國有關部門邀請英拉和他信于2014年10月份訪華。這對均擔任過泰國總理的兄妹的訪華之旅，引發其支持者在泰語社交媒體上“刷屏”，造成泰國軍方很大恐慌。最重要的結構性原因在于，泰國老國王身體已不佳，王子瑪哈·哇集拉隆功和公主瑪哈?扎克里?詩琳通都有繼位的可能。王子因生活作風豪放，長期為泰國高層傳統精英所不喜，王子轉向與他信結盟，而他信的外交路線當然是親華；公主詩琳通與高層傳統精英的關系不錯，但同時也與英拉保持著密切關系。這意味著，無論是王子還是公主繼位，他信英拉兄妹的日子都不會難過，但軍方的日子就難過了。另一個因素是，泰國軍政府上臺之后，美國、歐盟、澳大利亞等出于維護“自由民主”面子的原因，對其采取多重制裁。在這種局面下，親美的外交路線也很難走下去。巴育不得不考慮回歸到親華的外交路線上來。

2011年以來，受政局動蕩的影響，埃及經濟的年均增長率只有2%左右；而泰國經濟也是萎靡不振，智庫預測2014年全年經濟增幅將降至1.2%。“要解困，找中國”，成為兩國當權派不約而同的選擇。

跟中國談什么？

在埃及，穆爾西和塞西雖然是死對頭，但他們都深諳埃及與中國發展戰略關系的重要性，這體現“兩國關系跨越黨派和政府更迭的穩固性”。穆爾西被埃及軍方趕下臺后，美國一度暫停軍事援助；而沙特盡管財大氣粗，但經濟結構高度畸形，經濟增長基本靠賣石油，沒有能力幫助埃及搞基礎設施和實體工業。而中國提出“一路一帶”戰略不久，對外大規模輸出剩余產能和資本，給合作方的條件極其優惠。

塞西訪華前，埃及專門成立了由總理易卜拉欣·馬赫萊卜牽頭的“中國事務內閣小組”，顯然對來自中國的投資充滿期待。中埃雙方已在建設鐵路網、太陽能發電站等項目達成共識，電力、新能源、民航領域的合作也是題中之義。基建領域的合作是埃及政府恢復經濟建設的關鍵環節，有助于其擺脫近年陷入的經濟困境。蘇伊士運河拓寬及周邊區域開發的計劃有望發展新的全球交通咽喉，新開挖的河道將同原來的一并連通地中海與紅海，與中國經由蘇伊士運河來抵達歐洲的愿景不謀而合。埃及目前是中國在非洲的第三大出口國，很快即可成為最大出口市場，而中國更是埃及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雙方的合作對于加強中國與非洲及地中海的合作、推廣“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泰國巴育軍政府見微知著，與時俱進，重歸親華路線。同時，泰國軍政府比民選政府有更強的掌控局面的能力，這使得雙方合作反而變得順暢。2014年12月初，泰國國會就立法批準了中泰鐵路合作項目，中國將參與建設泰國兩段復線鐵路，此次中泰會談進一步加強了雙方鐵路等領域的合作。泰國地處東南亞樞紐地帶，鐵路建設有利于加強中國與各東盟國家以及東盟國家 之間的互聯互通，對“一路一帶”戰略起到積極作用。泰國首條標準軌鐵路將全部使用中國的技術、標準和裝備建設，中國鐵路“走出去”戰略更進一步，同時對于提升泰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優化經濟運輸規劃有重要意義。對軍政府而言，這是一項重要的“政績工程”，有助于贏得民心、鞏固政權。 除非泰國接下來再次發生政局動蕩，這一項目基本上已成為板上釘釘的事情。

中國輸出“造血能力”

在2014年8月訪蒙發表的演講中，習近平歡迎周邊各國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搭快車也好，搭便車也好，我們都歡迎。”而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就是中國為周邊各國提供的互利合作的路線圖：一路，是中國能源資源供應的生命線；一帶，是歐亞大陸整合、陸權國家東西呼應的關鍵。“一帶一路”建設好了，中國以及整個歐亞大陸的區域經濟、地緣政治都會有質的飛躍。這既是中國解決自身經濟問題的必需，也是中國謀求更大國際影響力的“陽謀”，而這樣的“陽謀”的基礎是歷史底蘊（千年陸海絲綢之路的歷史）、金融實力（資金雄厚，并已有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等平臺）、技術積累（以高鐵、核電、特高壓等為代表的先進工業科技）與龐大產能（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的結合。

如果說美國熱衷于在發展中國家輸出競爭性選舉政體和相應的政治價值觀，那么中國正在輸出的就是實實在在的國家治理能力。競爭性選舉只是提供了一種產生領導人的方式，并不能保證選出的領導人是明智的，更不能保證國家的治理水平得到提升。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引入競爭性選舉恰恰激化了原有的一系列社會矛盾，導致政治妥協變得非常困難，實際上拖累了本國的工業化進程。而中國的進路，是從基礎設施建設開始，打造一個國家的“造血能力”，甚至有可能為合作方提供資金+技術+人力的“一站式”服務。飽受政治社會動蕩之苦的埃及領導人不用怎么思考就知道這一進路的誘惑所在；而泰國軍政府在中國“稍加啟發”之后，也很快意識到與中國合作的意義所在。

從中南半島到遙遠的北非，中國將對越來越多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起到“助推”作用。但我們有必要思考：“助推”既是生意，又應當高于生意，成為打造某種命運共同體的前奏；生意有始有終，命運共同體天長地久。“互聯互通”中隱藏著的社會理想和價值觀內涵，值得中國學人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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