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法國諷刺漫畫雜志《沙爾利周刊》位于巴黎的總部遭遇武裝恐怖分子襲擊，襲擊事件發生后，巴黎又接連發生三起人質被劫持事件。一時間，言論自由和防范、打擊恐襲成為時下的關鍵詞。

事件發生至今，以捍衛“言論自由”為名，法國、美國、英國、德國等國家民眾和媒體人紛紛發起悼念活動，手持“我是沙爾利”標語支持該雜志社。

法國、美國等國政要先后發表講話，要求加強對恐襲的防范，并表示要向恐襲宣戰。不可否認，我們應捍衛言論自由和悼念恐襲事件中的遇難者，也毫無猶豫地應該譴責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活動。但此次恐襲事件背后的“褻瀆”與“報復”，及近年來存在于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負面情緒，以及負面情緒引導下的“西方化”與“伊斯蘭化”之爭，我們卻也同樣必須予以重視。

從目擊者的訊息來看，《沙爾利周刊》恐襲事件中的三處細節非常值得外界重視。一是，恐襲分子操持流利法語，開門便直呼要找周刊主編；二是，恐襲分子對周刊自由撰稿人樊松（Sigolène Vinson）的喊話，“想想你做了什么，那是不對的”；三是，恐襲分子在恐襲事件中的情緒宣泄，恐襲分子在進入大門時說道：“真主至大，我們將為先知報仇”，而在恐襲事件后，則大聲高喊：“我們為先知報仇了！我們殺了《沙爾利周刊》。”

這三個細節不折不扣地表明，此次恐襲是該周刊長期刊發對伊斯蘭不敬漫畫所引致的報復行動。這些譏諷漫畫在西方可能也就圖個樂，但在移居西方和廣大伊斯蘭國家的“真主”信民來看，這無疑是褻瀆。諷刺漫畫對“真主”的褻瀆，顯然猶如一把無形的利劍，戳中了伊斯蘭信徒的神經。作為報復，伊斯蘭極端分子則以有形的槍擊或劫持，在西方世界發起了一次次恐襲事件。

式微后西方漸趨恐懼

諷刺是指用比喻、夸張等手法對人或事進行揭露、批評或嘲笑。由心理層面，譏諷顯然并不是在一個正常情緒下作出的，這源自西方在式微后漸趨出現的“恐懼”心理。二戰后的世界秩序中，歐美占據著主導地位，基于此，他們相對于其他地區國家，有著相當強烈的自我優越感。然而，隨著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和全球化的持續推進，西方對自我優越感的喪失表現出強烈的擔憂與恐懼，其中尤以“西方中心論者”最甚。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薩繆爾·亨廷頓在提出“文明沖突論”后將視角由國際轉向國內，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針對美國的移民問題大發議論，細致論述了美國國家特性所受到的挑戰，強調美國已面臨何去何從的嚴重關頭，若不大力捍衛和發揚盎格魯－新教文化這一根本特性，國家就會有分化、衰落的危險。在歐洲也同樣有人表示關切，與美國不同的是，歐洲大陸面臨的是大量來自伊斯蘭世界的移民。

受此影響，伊斯蘭教在歐洲不斷發展壯大，甚至在法國，已經成為基督教之后的第二大宗教。有感于此，法國、德國等國家對伊斯蘭世界的沖擊日漸表現出憂慮。法國著名作家烏勒貝克的《屈從》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這一憂慮心理。該書出版于此次恐襲事件的當天，以想象的形式講述了法國通過選舉產生一名穆斯林總統和法國開始伊斯蘭化的故事。

可見，歐美自感已經到了關于國家身份和認同的十字路口，而站在路口的西方表現出強烈的恐懼。恐懼還不止于此，他們同樣害怕國際舞臺上其他力量的崛起。在全球化的大潮下，廣大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飛速，成為世界經濟不可忽視的一支力量。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二十國集團（G20）的地位和角色份量不斷提升，金磚國家也逐步在全球經濟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和尋求自己的話語權。由此，西方學者以為，二戰后西方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導地位正在遭致前所未有的挑戰。式微帶來的國家社會的分化和主導權地位的衰落，使恐懼主導著歐美國家的情感。

伊斯蘭世界的主導情感同樣是負面的。但與西方的恐懼不同，伊斯蘭世界的情感取向則主要表現為自卑、恥辱和仇恨。伊斯蘭世界的自卑、恥辱情感源自三個維度。第一個是歷史維度，西方英法等對中東地區伊斯蘭國家的長期殖民歷史，使伊斯蘭世界感到蒙羞；第二個是經濟維度，在經濟全球化發展大潮中，西方居于主導地位，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卷入全球化浪潮的同時，也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自卑和恥辱轉化為仇恨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多數伊斯蘭國家卻被排除在這股浪潮和經濟繁榮發展之外，經濟停滯不前構成這些國家的基本特征之一。第三個是席卷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浪潮。一直以來，特別是在九一一事件后，反恐成為國際政治的重要議題，而外界經常不自覺地加強了對伊斯蘭教和廣大穆斯林的警惕。這無疑有損伊斯蘭世界的整體形象，也在客觀上增加了他們的恥辱感。自卑和恥辱的情感在現實環境的刺激下，迅速轉化為對西方的仇恨，這股仇恨一旦被伊斯蘭極端勢力所利用則自然地發展為對西方國家的恐怖行動。

著名的“十字軍東征”告訴我們，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矛盾由來已久。這兩個宗教有一個非常突出的共同特點，均旗幟鮮明地強調神的絕對性和獨一性，在思維上天然般地表現出直線式的特點，也即強調對其他宗教的排斥和自己具有的絕對普世性。這個特點使各自的信徒在歷史上爭斗不斷，相互攻伐。到“全球化”時代，西方借著在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方面的優勢地位，不斷向世界其他地區推廣西方標準。

著眼于此，很多學者將“全球化”視為一個“西方化”的過程。常年受動亂影響，伊斯蘭世界難民問題不斷滋生，與中東、北非相鄰的歐洲經濟發達國家猶如一塊磁鐵，成為這些難民涌向的主要地區。大量穆斯林的涌入使歐洲國家認為，“伊斯蘭化”已經威脅到國家的身份和認同。因此，歐洲反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反“伊斯蘭化”。《沙爾利周刊》恐襲事件后，歐洲反移民聲浪再度高漲，也就不足為奇了。

恐襲后，原本一周銷量僅為6萬份的《沙爾利周刊》，最新一期6萬份在數小時內銷售一空，部分周刊在eBay網站出價甚至飆破7萬歐元。這有賴于該周刊知名度的擴大，但更深層次是歐洲乃至西方新一輪反“伊斯蘭化”浪潮高漲的結果。

西方的恐懼和伊斯蘭世界的自卑、恥辱與仇恨引導下的“西方化”與“伊斯蘭化”之爭勢必延續，在持續給全球穩定帶來不利因素的同時，甚而有可能給全球和平帶來致命的挑戰。

文/葛紅亮 來源：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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