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宣傳與鼓動是蘇聯意識形態工作的特點之一。蘇美冷戰開始后，蘇聯進行了宣傳機制調整與改革。此后在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的領導下，整個蘇聯持續進行了一場系統、連續性的反美宣傳，藉此在蘇聯民眾中塑造“美國是蘇聯人民的敵人”的形象。反美宣傳持續、高強度地進行，使得對美國及西方的嫌惡與敵視成功地灌注到普通民眾的意識當中，并將其凝聚到了蘇維埃文化的內核中。探尋冷戰初期的蘇聯反美宣傳，對于了解此時的宣傳機制與意識形態工作，觀察冷戰初期文化冷戰的蘇聯因素等，都大有裨益。
引 言
眾所周知，1947年下半年蘇美冷戰爆發，時間轉至1991年，因蘇聯解體，籠罩全球的冷戰成為過去。但冷戰史的研究并未隨冷戰一起走進歷史，而是在后冷戰時代的今天呈現出研究方法不斷細化與視角日益多元之勢。冷戰文化史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與發展起來的。
冷戰文化史不同于冷戰史研究中的政治、經濟、外交關系等傳統視角，而是依托“文化轉向(CulturalTurn, Культурная Перемена)”這一范式轉變，將視線落在了文化層面的分析，以此來闡釋冷戰及與之有關的問題。從這一層面理解，可以認為，冷戰文化史研究發軔于蘇美兩大陣營之間長期的“文化冷戰”(The Cultural Cold War,Культурная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而長期處于封存狀態的蘇聯檔案隨蘇聯解體而解密流出，其中相當一部分相關檔案為冷戰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堅實可靠的論證依據。
對于蘇聯而言，它所進行的“文化冷戰”，就是借助大眾傳播媒介，塑造與宣傳蘇維埃文化(Советскаякультура)，借此贏取民心，穩固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而其進行的“文化冷戰”的載體之一就是反美宣傳。學界早已熟知，自二戰結束后，蘇聯便開始進行反美宣傳，其特點是蘇美關系關乎蘇聯反美宣傳的烈度，即蘇聯反美宣傳的烈度是蘇美關系好壞的晴雨表。但是反美宣傳的相關具體層面，如反美宣傳機制的梳理、宣傳效果的評判等問題，國內學術界目前尚缺乏專門的研究。因此，本文擬以1949年前后的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解密檔案為切入點，通過解讀其掌控下的國內外反美宣傳，來探究其與文化冷戰之間的內在關聯。
一、冷戰爆發與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調整
1946年3月5日丘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富爾敦的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震撼世界的“鐵幕演說”，即題為《和平砥柱》的長篇講話。對于丘吉爾的這篇演說，中國學者桂立認為：“如果他（丘吉爾）未能促使美國與之結盟的話，那么，他卻能成功地在美國與蘇聯之間煽起猜疑和對抗。”[①]同月13日，在回答《真理報》記者提出的“丘吉爾的言論是否會給和平和安全帶來危害”這一問題時，斯大林說：“毫無疑問，這是肯定的。丘吉爾先生現在正站在戰爭煽動者的立場之上，并且丘吉爾先生并不是孤獨的，他不僅在英國有朋友，而且在美國也有朋友。”[②]這番話意味著，斯大林敏銳地捕捉到了從西方散發過來的要孤立蘇聯的氣氛。
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向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明確提出將“冷戰”作為國策。至此，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戰略正式出臺。這份《國情咨文》連同大名鼎鼎的“鐵幕演說”以及喬治·凱南的電報一起，清晰地表達了戰后英美遏制蘇聯的戰略意圖。同年9月27日，蘇聯駐美大使諾維科夫就戰后美國外交政策從華盛頓給莫洛托夫發了一封電報。電報中寫道：“戰后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是謀求世界霸權，蘇聯則是它謀求霸權的主要障礙”。引人注目的是，雖然該電報是諾維科夫發給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的，但是其內容卻是諾維科夫在莫洛托夫的親自授意下寫成的，“因此電報基本上反映了蘇聯政府的觀點與政策”。[③]諾維科夫的這封電報可視作蘇聯方面對英美冷戰言論針鋒相對的反應。
如上所述，英美蘇領導人之間緊鑼密鼓的言論交鋒與此一時期蘇美之間的諸多政治外交爭執都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形成的英美蘇反法西斯同盟的大國合作，開始轉向戰后的蘇美兩大陣營的集團對抗。面對這一形勢，尤為重視意識形態宣傳的蘇聯掌舵者斯大林有如下考慮：需要對先前蘇聯的意識形態宣傳口徑與內容進行調整，以適應新形勢下與美國進行意識形態對抗的需要。這是對二戰結束后新的國際形勢進行考量之后的結果。在斯大林的授意與直接指揮下，冷戰爆發后，蘇聯掀起了多項意識形態批判運動，其中之一便是通過反美宣傳活動直指美國的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體制。可以說，戰后蘇聯大規模、有系統地進行反美宣傳帷幕的拉開，是與蘇美冷戰爆發直接相關的。
在梳理蘇聯的反美宣傳活動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先簡略了解蘇聯的宣傳系統和機制。在蘇聯，統籌和掌管整個宣傳工作的是黨中央宣傳鼓動部（Агитпроп）。中央宣傳鼓動部并不承擔具體的宣傳事務，而是為整個蘇聯的宣傳與意識形態工作掌舵和領航，是各項反美宣傳活動的制定者、發起者與監督者。承擔反美宣傳具體工作的是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各級黨政部門、通訊社及各種出版機構，這些部門和機構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如報刊、雜志、廣播、文學藝術作品等，通過宣傳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來構建主流政治文化，同時揭露和抨擊美國的全球霸權政策與反蘇宣傳活動。這些受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領導的部門和機構，必須定期、如實地向其匯報工作，而中央宣傳鼓動部作為黨中央書記處的一個下屬部門，則直接向黨中央書記處與政治局負責。
二戰后包括反美宣傳在內的蘇聯宣傳鼓動工作，是從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的內部調整與全蘇意識形態機關整頓開始的。1946年4月1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出臺決議，決定創辦附屬于中央宣傳鼓動部的《文化與生活報》（Культура и жизнь）。給它設定的基本職能是“批判各個意識形態工作領域的不足”。[④]正是這份通報宣傳系統內部工作狀況的報紙，在日后的意識形態批判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月18日，掌管整個蘇聯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日丹諾夫（А.А. Жданов）親臨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他在講話中說道：“在意識形態工作中存在著嚴重不足和巨大失敗……要加強黨在意識形態工作中的領導地位……”，他同時要求宣傳鼓部迅速改正錯誤并改善工作，加強宣傳鼓動機關的人員配備。同年10月9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出臺了一份措詞嚴厲的決議，批評蘇聯通訊社（совинформбюро）“未將注意力集中到反蘇宣傳的發源地（英國和美國），沒有將力量用在戰后英美反蘇運動的反宣傳上。”
研究這三份旨在促進與強化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工作的決議出臺的動機，必須考慮到當時蘇聯所處的國內外環境。“戰爭后期，廣大軍民沖出國門，轉戰歐洲，在與盟軍的交往中，在與當地人民的接觸中，耳濡目染，又了解了西方科技文化及其成就，在頭腦中發生了東西方文化的猛烈撞擊……這種思想情緒的特點，曾被一些評論家、歷史學家稱作‘新十二月黨人’思潮”。從我國著名蘇聯文化體制研究者馬龍閃的這段分析及相關論著中，我們不難了解，在二戰期間邁出過國門的蘇聯公民中，對西方文化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認同感，特別是在知識分子群體中產生了較為濃重的向往西方式自由的傾向。在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的思維模式下，既然蘇聯制度的優越性可以用文化與科學技術繁榮來證明，那么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的腐朽與落后也是可以用各種道德敗壞行徑來進行暴露和揭發的。安排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掀起反美宣傳，是這種思維模式的自然結果。因此，壓制這股思潮，首當其沖成了戰后蘇聯宣傳工作的急務。而其具體方法，就是通過掀起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意識形態批判運動，將自由化傾向扼殺在萌芽之中，以此從思想根基上鞏固社會主義體制。而當時蘇美之間時有齟齬，這就給掀起反美宣傳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與切入點。在這種情況下，挑選精妙的素材進行加工用以反美宣傳，就成了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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