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生政權誕生，環顧周邊發現中國這個古老國家的邊界，竟然有三種相互交織的所謂 ” 邊界線 ” ：既有不平等條約規定的邊界線，也有多年形成的傳統習慣線，還有 ” 實際控制線 ” ，基本上沒有任何一段邊界是確定的 。 當時對于最容易引發爭議的邊界問題，周恩來總理表示： ” 如果因為邊界問題使我們同鄰國的關系緊張起來，還不如不提出 、 不解決為好，以等待時機的成熟 。” 還對朝鮮領導金日成首相說： ” 我們的國界很難劃分，我們對你們實行門戶開放 。” 當一些朝鮮人在鴨綠江中拉砂子時，周總理表示： ” 別說是砂子，就是金子也得讓拉 。” 邊界問題被擱置下來 。
一 、 現代中國陸地邊界劃界與沖突
中國長達 22800 余千米的陸地邊界，隨著 2004 年中俄關于東段邊界補充協議的簽署，已有近 21000 千米得到確定 。 從 1954 年中緬邊界談判算起，在歷時半個多世紀后，中國的輪廓依 據邊界線的劃定終于漸漸清晰起來 。
（一）中國周邊陸地劃界回顧
上世紀 1950 年代發生的很多事件讓中國無法回避邊界問題 。 1954 年，印度公開以中國歷屆政府都未承認的 ” 麥克馬洪線 ” ① 劃為中印邊界 。 使邊界問題進入外交日程 。 1960 年的 《 中緬邊界條約 》 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鄰國締結的第一份邊界條約 。 在邊界劃分問題上沒有錙銖必較，換來了中緬邊境良好的安全環境以及其他國家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疑慮的初步消解 。 1960 年代，以中緬邊界協議為范本，中尼（泊爾） 、 中巴（基斯坦） 、 中蒙（古） 、 中阿（富汗）等邊界協議相繼順利簽訂，甚至于談判不到 10 小時即完成 92 千米中阿邊界的簽署；中朝邊界也在這一時期劃定 。 這一輪劃界高潮完成后，就只剩中蘇 、 中印 、 中不（丹）和中越邊界留待劃定了，這一留就是 40 年 。
（二）中國周邊陸地邊界沖突回放
1960 年以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亞非拉團結的共同愿望保證了邊境的穩定，此后意識形態的分歧以及迅速上升的國家利益，讓邊界局勢日趨緊張起來 。 從 1959 年 8 月中印邊境 ” 朗久事件 ” ① 到 1989 年中越 ” 赤瓜礁 ” ② 沖突，中國與印度 、 蘇聯 、 越南之間，軍事沖突穿插著邊界談判，在打打談談中持續了 30 年 。
中印邊界 1700 千米， ” 麥克馬洪線 ” 是核心問題 。 這條線在建國之初并沒有阻礙中印兩國發展友好關系，兩國甚至還聯合提出了 ”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 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源于印度 1950 年趁朝鮮戰爭之機軍事占領了 ” 麥克馬洪線 ” 以南地區，單方面改變了邊界現狀 。 此后，又引發 ” 朗久 ” 和 ” 空喀山 ” ③ 等一系列邊境事件，自衛反擊戰爭也終于未能幸免 。 硝煙散盡，在中國撤軍多年之后，印度軍隊重新進駐，中印邊界就此維持下來 。 中印關系的惡化在中國邊界問題上形成了兩個后果，一是中巴（基斯坦）邊界問題順利解決，二是中不（丹）邊界劃定無限期拖延 。
在中蘇關系的蜜月期， ” 同志加兄弟 ” 的友誼使邊界問題顯得微不足道 。 當原則性的紛爭蔓延到國家關系層面時，邊界就成為表達不滿的晴雨表 。 1960 年夏中蘇之間發生了第一次邊境事件，在新疆境內的博孜艾格爾山口，蘇聯邊防軍以越界放牧為由襲擊了中國牧民 。 僅 1960 年類似事件發生了上千起 。 當年，中國外交部成立了 ” 中蘇邊界問題辦公室 ” ，籌備與蘇聯進行邊界談判 。 周恩來為中方確定的談判口徑：不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但 ” 為照顧現實情況，同意以條約為基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 “。 1964 年開始第一輪邊界談判，通過 6 個月的艱苦舌戰，只是在專家層面雙方承認邊界存在爭議地區 。 這點微薄 成果沒能促進緩和，最終導致 1969 年兩國在珍寶島兵戎相見 。 珍寶島事件 ④ 6 個月之后，周恩來總理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利用去越南參加胡志明追悼大會回國途中，在北京舉行了著名的 ” 機場會見 ” ，才使兩國之間幾乎 ” 一觸即發 ” 的氣氛緩和了下來，中蘇邊界談判也因此得以重開 。 不過此后的九年談判，僅僅是提供了溝通的渠道，邊界對峙卻日趨嚴峻 。
越南與中國的邊界沖突，從 1979 年到 1988 年持續了 9 年多 。 然而，這條邊界也濃縮了中國人十分復雜的感情，從同仇敵愾 ” 援越抗美 ” 到被迫 ” 自衛反擊 ” ，歷史同中國開了個玩笑 。
邊界問題并非只是簡單的領土得失，往往要結合宏觀的國家間關系才能真正看清楚 。 從這個意義上講，邊界問題的產生固然有其歷史原因，但它最終表現為政治問題 。 邊界問題的激化往往能凸現國家關系的惡化；相應地，其解決不但要依靠國家關系的改善，更需要各方的妥協 。
（三）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劃界遺留
回眸 1970 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中國外交也同時面臨新的契機 。 1982 年鄧小平會見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提到周邊安全對中國整個改革進程的重要性，他說： ” 一打仗，（改革開放）這個計劃就要吹了 。” 盡快解決邊界問題成為中國發展的客觀需要 。
1981 年 12 月，中印兩國重新恢復邊界談判，歷時 22 年久拖不決，直到 2003 年印度總理瓦杰帕伊訪華才出現曙光 。 正是在這次訪問中，中印雙方領導人決定 ” 從兩國關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發 ” ，最終解決邊界爭端 。 兩國任命 ” 特別代表 ” ，從 2003 年 10 月到 2004 年 11 月的一年中，連續舉行了四輪會晤 。 單從會晤的密集程度上，看出中印兩國正著眼于從長遠角度和戰略高度解決邊界問題，如今中印邊界仍然在談判中 。 2012 年 8 月 15 日印度國慶和 10 月 1 日中國國慶，遠在青藏高原雪線上的中印邊防哨所互訪 、 互祝國慶快樂，從槍來炮往到緊張對峙再到友好互訪，堅冰畢竟正在消融 。
中蘇邊界問題的解凍始于稍后的 1986 年 。 早已拋棄意識形態成見的兩國本著 ” 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 的理性態度將中蘇重新拉回到談判桌前 。 鄧小平繼承周恩來總理 20 年前確定的談判方針： ” 考慮到歷史和現實的情況，我們仍然愿意以現有條約為基礎，合理解決邊界問題 。” 中蘇邊界談判，在中斷 10 年之后于 1987 年再次恢復 。 僅僅兩年半時間，中蘇就達成東段邊界走向的協議 。 蘇聯最終沒能同中國就西段邊界達成最后協議 。 蘇聯解體后，繼承前蘇聯西北邊界遺產的俄羅斯 、 哈薩克斯坦 、 吉爾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四國依然延續了同中國友好協商的勢頭 。 在中國與四國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經貿合作不斷增強下，邊界協議水到渠成 。 到 1999 年 8 月，除中塔兩國在帕米爾地區尚有小部分存在爭議外，中國西北邊界劃定 。 2011 年 10 月 14 日，中俄雙方簽署的 《 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 》 解決了中俄邊界上最后的懸疑黑瞎子島和阿巴該圖洲渚 。 自此，中俄邊界全部劃定 。
中越邊界談判直到 1993 年 8 月重開 。 在進入 2000 年的前一天，中越雙方完成了 16 輪談判，最終簽訂了 《 中越陸地邊界條約 》。 在所有雙方有爭議的 227 平方公里土地中， 113 平方公里劃歸越南， 114 平方公里劃歸中國 。 2001 年 12 月 27 日，中越陸地邊界的第一塊界碑在越南芒街立下，總共 1533 對界碑目前已經豎立完畢 。
有專家比喻：中越約 1400 千米陸地邊界和漫長的中印 、 中蘇（俄）邊界猶如幾道巨大的等待縫合的傷口 。 如今，這巨大傷口終于在縫合 。 截至目前，中國的陸地邊界除了中印 、 中不 、 中塔邊界各存一段爭議區，中朝之間尚存幾個小島的爭議之外，陸地邊界已大體確定 。 近 60 年來，中國經歷了兩次陸地邊界的劃界高潮，也經受了整整 30 年的邊界軍事沖突的洗練 。 事實證明，靈活務實的 、 互諒互讓的和平談判才是真正能夠解決邊界的紛爭，基于現實的 、 雙贏的邊界協定才能最大程度上維護國家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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