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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陸軍網絡作戰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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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網絡空間作戰距離地面戰場有多遠?
——美國陸軍網絡作戰能力形成及發展分析

2017年5月,美國陸軍網絡司令部司令保羅·納卡索尼中將(LTG Paul M. Nakasone)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陸軍網絡任務部隊全部41個單位將在同年9月末形成完全作戰能力,這比美國網絡司令部計劃的時間提前了近一年。1與此同時,陸軍網絡部隊與傳統作戰的聯合訓練工作也在同步展開,在持續近2年的基地輪換演習和訓練活動中,幾乎所有類型的陸軍部隊全部參與了網絡/電磁行動融合訓練。2毫無疑問,隨著作戰部隊的建成以及大規模訓練的展開,美軍網絡作戰能力必然會出現在未來地面戰場。事實上在美軍近年來的多場作戰行動中,這種直接作用于對手網絡的作戰能力始終是美國軍事行動方案的固有組成部分。縱觀美軍網絡作戰能力的形成和發展,作戰需求始終發揮著根本推動力的作用,而且在陸軍對于未來戰爭場景的設計中,網絡空間作戰域也被賦予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3

打出來的網絡作戰部隊

在人們的一般印象中,所謂“網絡空間作戰”(Cyberspace Operation)的場景應該是:在窗明幾凈的空調房間里,幾個看起來像是扎克伯格或者斯諾登的清瘦小伙子,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擺弄著性能先進的電子設備,在鍵盤的輕敲間逐個摧毀目標網絡。這種有些超現實主義的場景似乎與傳統地面戰場相去千里;但實際上,美軍網絡空間作戰能力正是在多場戰爭行動中逐步興起,而伊拉克戰場上嚴峻的挑戰更加促進了網絡作戰能力向戰術單位擴展。

在《“@戰爭”:網絡戰的興起》(@War: The Rise of Cyber Warfare)一書中,美國記者肖恩·哈里斯(Shane Harris)通過對大量戰爭參與者的采訪,描述了美國陸軍在伊拉克戰場上臨機性地運用網絡作戰能力的情況。在這場持續十余年的非正規戰爭中,暴亂組織武裝份子通常分散隱藏于各種地方部族的保護勢力范圍之內,依靠“信使”或者民用加密網絡通信技術策劃行動,利用路邊炸彈、自殺式襲擊和迫擊炮偷襲等手段,一度給裝備先進但有效防御范圍僅限若干據點的美軍造成嚴峻挑戰。為了扭轉戰場情報行動的被動局面,陸軍部分情報分隊不得不放棄只針對正規部隊目標的傳統裝備,開始使用非建制的民用網絡技術識別潛在恐怖份子,甚至通過非正式手段接入國家安全局數據源,這幾乎是當前美軍“回聯”(reachback)網絡作戰行動的“原始形式”。在美軍增兵伊拉克之后,這種能夠適應作戰需求的更是在戰術部隊得到普遍應用。因此,哈里斯在書中將打擊暴亂份子的軍事行動稱為“第一場網絡戰爭”,盡管這種表述的準確性尚待討論,但戰爭需求確實為網絡作戰能力向戰術層面拓展提供了強大推動力。4

伊拉克戰爭期間,美軍尚未發展出成熟的網絡空間作戰理論,更沒有建立統一領導網絡作戰能力發展的組織機構,但在不同層面和類型軍事行動中廣泛運用的網絡能力卻已經顯現出高效的作戰效應。例如,美軍在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前,通過網絡入侵手段向伊拉克軍隊和國防系統高官郵箱發送策反郵件,給其抵抗意志造成極大震懾;美軍占領伊拉克后不久,國家安全局就開始利用網絡能力對作戰行動提供直接支援,其開發的“探尋”軟件能夠幫助特種部隊實施定點清除行動,即使目標移動設備關機也能持續對其進行監視5;美軍甚至還曾計劃通過網絡攻擊破壞伊拉克的金融秩序,盡管最終因擔心破壞效應擴散,可能傷及自身及盟友利益而沒有實施,但至少表明當時美軍作戰方案中存在這個選項。6

無論是集成入信息作戰行動,還是支援定點清除行動,美軍已經在不同作戰環境中將網絡作戰能力投入戰場,并且此前各層級單位分散發展的網絡能力也開始與傳統部隊進行深刻整合。當然,網絡作戰能力的發展并不能被美軍所壟斷,美軍在享受網絡作戰帶來巨大戰果的同時,也面臨著外部及內部各種復雜嚴峻的網絡威脅。正是在戰爭實踐中認識到網絡作戰能力的強大效應,與發動網絡進攻相比,美軍更加擔心自身網絡遭到對手的打擊。作為美軍第一場自上而下實施的大規模網絡空間防御戰斗,“揚基鹿彈”行動直接導致美軍高層最終于2009年下定決心成立美國網絡司令部,并在此后推出《國防部網絡空間作戰戰略》,從而開始以傳統軍事力量的方式建設網絡部隊,并將以融入聯合作戰體系的方式運用網絡作戰能力,未來地面戰場也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網絡作戰力量投射效應的領域。

從前線來,到前線去

盡管在其近年的戰爭實踐中,從戰略到戰術不同層級的陸軍部隊都曾選擇使用網絡作戰力量作為應對緊迫作戰需求的高效手段,但實際上美軍網絡能力長期以來還是主要集中于戰略層面;7來自戰斗一線的需求使陸軍認識到網絡作戰能力與戰術部隊融合的效能,陸軍高級領導人也決心積極推動戰術網絡作戰部隊的建設和發展。在陸軍落實國防部網絡任務部隊建設計劃的同時,時任陸軍參謀長的雷蒙德·奧德爾諾(Gen.Raymond Odierno)將軍還要求陸軍必須加強這種新型作戰能力與傳統部隊的集成發展,促使陸軍利用各兵種部隊的大規模輪換演習時機開展集成訓練和作戰實驗活動。8

目前,美國陸軍從作戰理論層面已經做出明確:實施網絡空間作戰行動是指揮官職責之一;聯合地面作戰行動的情報、計劃和決策程序中必須包含網絡作戰能力要素;參謀機構必須在作戰行動中整合和同步網絡作戰、電子戰和頻譜管理行動。9這種作戰理論的進步也在陸軍發展建設規劃中得到支持。例如,在2010年2月發布的《網絡空間概念能力規劃》(Cyberspace Operations Concept Capability Plan)中,陸軍闡述了未來戰術網絡作戰的需求:由于“網絡空間快速變化的特性”,這種驅動力促使戰役、戰術級部隊擁有或者接觸相應的能力和專業技能,從而保護其關鍵網絡;能夠實時預防和監測網絡攻擊;進行攻擊事件識別,并采取欺騙、阻塞、拒止等行動,對攻擊做出反應;并使戰役及戰術級部隊能夠針對攻擊行動開展適當的協調。10

自2010年正式成立以來,陸軍網絡司令部通過吸收、轉型、組建等多種途徑,逐步在原有信號部隊、信息作戰部隊以及軍事情報部隊基礎上形成陸軍網絡作戰部隊的主體。目前,陸軍網絡司令部/第2集團軍既承擔支持美國網絡司令部的職責,又擔負直接向各戰區指揮官提供作戰支援的任務,是一個兼具網絡攻防行動計劃和實施能力的作戰單位。在組建和轉型必要網絡作戰力量的同時,陸軍并未忽視在合成兵種訓練中集成網絡作戰要素。陸軍網絡部隊訓練任務由四個組成部分組成,在聯合地面行動作戰編組的每個層級中集成網絡作戰能力就是其中重要一項。11而且與美軍其他軍種單位相比,陸軍不僅重視單純的網絡作戰能力建設,而且更加強調網絡/電磁行動(cyber-electromagnetic activities)在戰術部隊的集成和運用。通過在各兵種部隊年度訓練和演習基地增加“網絡紅隊”力量,陸軍要求裝備步戰車、坦克、輪式步戰車、直升機等不同類型裝備的部隊都必須在網絡作戰對抗環境中接受考驗,并且探索上級網絡作戰力量加強戰術單位的模式和方法。

從2014年開始,美國陸軍在“軍及以下單位網絡支援”項目的推動下,初步形成了“遠征網絡電磁行動隊”(Expeditionary Cyber Electromagnetic Activity Teams)的概念。12根據目標任務的不同,這支大約15人規模的分隊可編組為不同規模的戰斗小隊加強到各類陸軍部隊之中。陸軍“網絡戰士”參與旅級指揮機構的計劃制定工作,以戰斗小組的形式加強到連、排級作戰單位;攜帶網絡作戰裝備的戰斗人員與步兵、裝甲兵甚至陸航部隊協同執行戰斗任務;在戰斗中偵察敵方網絡情報,及時融合到戰場態勢之中,并條件允許時發起網絡進攻。

美國陸軍網絡遠征小隊

圖1:在2016年8月的一次演習中,美國陸軍網絡遠征小隊的作戰人員正在掃描附近的網絡情報

在為數不多反映網絡作戰部隊演習的公開照片中,可以看到網絡作戰分隊與炮兵偵察分隊類似,他們編組為3-5人的小分隊占據有利地形,利用車載或者背負式裝備偵察戰場地域內的無線網絡/電磁信號。這支分隊分工明確、各司其職,顯然其已經接受較長時間訓練并掌握了單個人員和分隊戰術技能。新型作戰部隊與傳統動能作戰部隊的融合展現出高效任務能力,第25步兵師師長查理·弗林少將(Maj. Gen. Charlie Flynn)在訓練結束后表示:“第3旅作戰隊有機會能夠在聯合戰備訓練中心接受網絡空間作戰域訓練,使他們能夠以一種從未經歷過的方式認清自己、敵人以及戰場空間。通過網絡理解和收集實時信息,并將其與情報進行融合的能力產生了非比尋常的強大作用。”13

除了傳統部隊的年度演習以外,美國陸軍還專門針對網絡/電磁對抗環境挑戰組織了實驗性演訓活動。2016年4月,陸軍首次組織包括網絡兵種部門、訓練和條令開發組織以及裝備研究、開發和采辦機構參與的“網絡閃電戰”(Cyber Blitz)演習,目標是通過在旅作戰隊行動中集成網絡作戰能力,驗證網絡/電磁行動單元概念以及測試和完善正在開發的網絡作戰裝備。14在更高級別的“網絡探索”(Cyber Quest)演習中,陸軍訓練和條令司令部不但試圖使常規部隊指揮官和作戰人員掌握實施網絡作戰行動的方法,而且還邀請大量國防承包商和相關企業參加,確保相關理論及裝備在原型開發期間就能得到一線部隊的意見反饋。

陸軍網絡防御旅

圖2:陸軍網絡防御旅的士兵在演習中操作裝備

實兵實戰,未來已來?

在《網絡防御評論》2017年春季刊的一篇文章中,美國陸軍納卡索尼中將通過未來戰爭場景想定表達了其對于網絡作戰的認知。在想定中,美軍首先利用戰術網絡攻擊能力向可能攻擊美軍及其聯盟軍隊的目標實施打擊;小規模網絡作戰部隊迅速對戰術網絡進行防御,尤其是確保防空系統等重要武器系統不受敵人網絡能力壓制;部署于總部基地的網絡防御部隊通過遠程支援強化網絡作戰優勢;敵人動能作戰系統和平臺受到網絡攻擊效應影響喪失應有作戰能力,并因此遭受嚴重損失;美軍傳統作戰部隊通過機動行動和網絡/電磁效應壓制和擾亂敵指揮體系,造成敵軍隊突破心理防線被突破,大量作戰人員退出陣地或者投降;電子戰分隊繼續壓制敵人通信系統;敵人在某些作戰域占據相對優勢的情況下最終被擊敗。15

在納卡索尼對于未來戰爭場景預想中,網絡/電磁對抗在動能軍事行動開始前就已經爆發,貫穿美軍聯合地面作戰行動的全過程,而且將在傳統軍事對抗活動結束后持續進行。陸軍網絡/電磁行動部隊不僅能積極防御友軍部隊網絡系統,向敵人投射網絡作戰效應,而且將與傳統部隊集成,通過合成兵種機動取得地面戰場的最終勝利。事實上,在陸軍對于未來戰爭場景設計的“多域戰構想”中,網絡/電磁力量已經被視為聯合部隊不可或缺的固有組成元素。作為合成兵種作戰理論在未來作戰環境中的創新發展,“多域戰構想”既強調對于物理作戰域的適應能力,同時更加突出太空、網絡空間以及電磁頻譜、信息環境和認知領域等戰爭對抗領域。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美國陸軍更加積極地推進網絡/電磁行動力量與傳統部隊的集成訓練和演習,甚至通過實戰行動對其進行行動實驗和驗證。

美軍官方多次證實,網絡任務部隊在組建和發展的同時,已經直接參與了打擊“伊斯蘭國”極端主義武裝集團的戰斗。根據美國休斯頓大學學者的觀察,美軍可能將在三個領域運用網絡作戰能力打擊“伊斯蘭國”武裝集團:針對網絡設施的情報活動;利用網絡攻擊能力削弱目標武裝組織行動效能;針對敵人信息行動的網絡-信息作戰行動。16盡管美軍對網絡作戰部隊的任務細節高度保密,但是親自參與前線作戰的軍人在公開場合也曾對相關活動進行過描述。例如,澳大利亞陸軍軍官羅杰·諾伯中將(Maj.Gen. Roger Noble)2016年被派往伊拉克戰場進行聯軍作戰部署,結束作戰任務后他在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發表演講時暗示,以美軍為主的聯軍營級部隊可以得到“衛星和信號情報、電子戰干擾力量、計算機網絡攻擊以及定向宣傳信息作戰力量的支持”,而且“伊拉克陸軍營級部隊可以得到聯軍國家戰略資產的支援”。雖然拒絕透露更多細節內容,但他明確告訴戰爭學院的聽眾,“執行進攻任務的營可以得到關于電子戰、信息作戰以及網絡作戰的說明材料”。17

基于多年建設、演習及實戰檢驗活動,美國陸軍網絡作戰能力的發展不斷向戰術層級轉移延伸的態勢日趨明顯。對于陸軍正在發展的“多域戰構想”,網絡空間作為一種新型作戰域也在其中占據著重要位置。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美國陸軍試圖利用從網絡空間作戰域向其他作戰域投射作戰效應的能力,在未來地面戰場上建立起新的優勢。正如美國國防部副部長鮑勃·沃克(Bob Work)所指出的,即使在傳統觀念中科技含量比較低的地面戰場,網絡/電磁行動能力也具備極其重要作用,并將與傳統的火力和機動藝術共同構成未來陸軍的力量支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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