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購統銷”模范獎狀

第三，1950年的朝鮮戰爭后，對軍事現代化有著急迫的需求。經過這一次戰爭，共產黨痛感沒有軍事工業。雖然解放東北的時候，留下了一些日本的軍工產業和技術人員，但總體上還是嚴重不足。共產黨奪取天下的武器裝備基本上是在戰場上爭奪而來，沒有建立自己的軍工產業。有一首歌叫做“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這句話說的不錯。假如共產黨的武器軍事裝備是自己制造的，必然要增加自己統治區的農民負擔，共產黨就無法在那樣的土地下生存。整個昂貴的武器裝備不在解放區生產，沒有增加解放區的負擔，再加上官兵比較一致，就是大家都過得比較清苦。這是共產黨在解放區生存下去的基礎性條件。而國民黨的武器裝備，一部分自己生產，一部分用錢買。錢哪里來？當然是搜刮來的。搜刮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直接搜刮，一種變相搜刮。抗戰以后，逃到重慶，直接搜刮不到了，就只有變相搜刮。抗戰中期以后，大量依賴于印鈔，通貨膨脹越來越大。國民黨的失敗原因之一，就是無力裝備一個昂貴的現代化軍隊。

中國自洋務運動開始的工業化，首先迫切需要的是軍事現代化的成本。現代化的第二個成本就是教育。過去讀四書五經，教育成本不高；盡管這樣，窮人家讀書也要依靠宗族。比如清代大學問家戴震就依賴宗族的幫襯。新式教育起來以后，尤其是1905年廢除科舉后，建立新的學校以后，教育就昂貴了，教材很昂貴、師資很昂貴、校舍也很昂貴。中小學校舍問題不大，清朝下令把祠堂、廟宇、道觀征用來做校舍。但是大學由國家組織，把學生輸送到新式學校，成本就很高。這些成本落到地富階層和工商階層的身上，這些階層的子女就優先進入新式學校、優先留學。所以中國的這批現代知識分子的來源與這些階級有很大關系。這些學生畢業后由于沒有足夠的現代部門吸納他們，常常大量進入軍隊。新軍的中低級官員，大多和這些階層有很大關系了。

第四個因素是在朝鮮戰爭中，中國和美國直接對陣，中國要發展現代工業，得到了蘇聯的幫助。1954年-1958年，赫魯曉夫執政，為了拉攏中國，蘇聯比較無私地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工業。張柏春等寫的《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1949-1966）》一書，很詳細地介紹了這段歷史。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很快結束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提出“一化三改”的口號。“一化”是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小農業、改造手工業。這樣就廢除了私有經濟，建立起來全盤的公有經濟。公有經濟的實現兩種，一個是國有經濟，一個是集體經濟。1953—1956年全國完成“一化三改”。到1956年，全國的分散的小農被組織進各自的合作社（高級社）里。這個變動史無前例。但其實對經濟影響不大，糧食產量還是上升的，一直到1958年。1958年8月，毛澤東在山東北園鄉實地考察時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之后，由于毛澤東的威望，人民公社化在全國掀起狂潮掀起。

我們講，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都是公有制，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叫計劃經濟。這時的中國工業化徹底由國家主導。在二戰后獨立的其他許多國家，國家主導的能力有弱有強，但也都是由國家主導來推行工業化建設，包括“亞洲四小龍”里的日本、韓國。

3、從“先強后富”到“先富后強”

國家主導，而非市場主導，是改革開放以后被批判最多的地方。然而，必須要看到，國家主導是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道路的必然選擇。

重工業優先也可以表現為“先強后富”的道路。中國統一建國后的工業化有兩條路：如果外部國際環境和平，就走農、輕、重的道路，老百姓日子會好過一點；如果外部環境險惡，老百姓就得勒緊褲腰帶，就迫使中國走上重、輕、農道路。建國后，1953年毛澤東和梁漱溟關于這個問題有過一場大爭論。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是一場農民的革命、一場土地革命。農民把共產黨抬到北京，在北京執政，按道理應該讓農民休養生息才是，但是緊迫的工業化任務，恰恰是需要把分掉的土地集中起來。土地經過公社機制，實際上就是國有化了。我們是在國有化的土地上展開新一輪的工業化與新一輪的基礎建設。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速度與規模全世界獨一無二。沒有這么大規模這么快速度的基礎設施建設，就沒有那么大工業化速度全世界資本往這里也是不可能。毛在爭論中所表達的觀點，本質是讓老百姓收緊褲腰帶，先有實力反擊侵略者，結束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然后再來解決老百姓的富裕問題。在毛看來，這叫大仁大義。

但毛澤東大約在1955年、1956年開始意識到重-輕-農的難以持續性。他寫《論十大關系》，就是想改變原來的戰略。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尤其是在哲學基礎上，完成了從“革命辯證法”到“保守辯證法”的轉化，回到了傳統儒家的中庸辯證法。革命辯證法講兩點論、重點論和對立轉化論：，重點是強弱可以轉化，弱的可以變強，所以斗爭是絕對的，轉化是絕對的，穩定是暫時的，平衡是暫時的。這就是《矛盾論》的基礎。對于一個處于被統治地位的革命黨，這樣講是有道理。但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中，表述不是這樣的。文中，毛澤東講以重工業為主并占有絕對地位的，這是重點論；他繼續講：如果要發展重工業，那就要優先考慮農業和輕工業。顯然，重點論被悄悄轉移了，兩者要平衡。這種辯證法，我稱之為“保守辯證法”，事實上就是儒家辯證法——兩點論、重點論、平衡論。平衡有保守精神，維持事物的原狀而不是原事物向對立面轉化，就是防止革命。但可惜的是，當時這篇文章并沒有發表，代替它的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右以后，毛又回到了革命的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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