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生活在謊言中的教師們

生活在這樣一種真誠的謊言狀態(tài)中的老師們，他們會條件反射地與黨保持一致，在一些問題上甚至顯得比黨還要黨化，比他們的領導還要正確，還要先進，因為他們的政治正確是完全沒有自覺尺度的，也不敢有任何的靈活性。一位德國人這樣回憶他兒童時代的一位“思想先進”的A老師：“A老師教的是5年級班，他班上有10個學生是天主教少年俱樂部的成員。他們在俱樂部里已經(jīng)有好幾年了，學校成立希特勒青年團的時候，他們還是不愿意離開俱樂部，為此吃了A老師許多苦頭。……盡管帝國青年的最高領袖再三重申，不得強迫學生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但A老師對俱樂部的孩子們施加了難以忍受的壓力。例如，上星期三，他為他們布置了一篇作文，要他們寫的題目是《我為什么沒有參加希特勒青年團》，而班上其他同學都沒有回家作業(yè)。在布置作文的時候，A老師對那幾個學生說：‘如果你們不寫作文，我就要把你們痛打一頓，叫你們坐都不能坐’”。

這位學生回憶道，還有一次，“一位希特勒青年團員參加了天主教青年俱樂部，A老師聽說了，就威脅他說，要是他在希特勒青年團游行時缺席，必定有一次罰一次，甚至還揚言要體罰他。這之后，他就自動回到我們希特勒青年團來了。A老師還說，對天主教俱樂部成員要寫‘很壞’的評語，讓他們升不了學，等等。有人問A老師，怎么總是懲罰天主教俱樂部的學生，他說：‘那些穿褐色榮譽制服的學生是打不得的’”。 [xvii] A老師逼迫他的學生參加希特勒青年團，是出于真的進步，還是要表現(xiàn)進步，外人無從知曉，連他自己也可能說不清楚。重要的是，A老師在學校里有效地發(fā)揮了黨化教育者的作用。他對“政治落后”的學生頤指氣使，對政治上過硬的學生遷就討好，他知道誰可以得罪，誰不能得罪，根據(jù)的完全是納粹的那一套政治正確的標準。A老師的師德很差，但是，他的所作所為并不完全能用“師德”來解釋。他知道自己在學校里該怎么做，這是他謀生的需要。討好權(quán)力是極權(quán)統(tǒng)治下一般國民由生存本能驅(qū)使的行為習慣和生存之道。

政治落后的學生不能升學，政治過硬但學業(yè)不佳的卻照樣可以升學，這些都不是A老師自己發(fā)明的，也不是他自行其是，整個國家和社會就是用這種標準決定誰是人才，誰應該優(yōu)先得到個人發(fā)展的機會。黨國權(quán)力控制了社會所有的機會分配，甚至連兒童體育活動都不例外。帝國青年最高領袖施拉克（Baldur Benedikt von Schirach）與帝國體育領袖于1936年7月達成協(xié)議，所有14歲以下青少年的體育機會全部由希特勒青年團掌管和分配，后來擴大到18歲以下所有的青少年。[xviii] 更不要說是想要進入精英的“國家政治教育學院”和“希特勒學校”了，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具有光榮的希特勒青年團員身份，這和擁有雅利安血統(tǒng)是同樣重要的。

教師在學校里的行為只是國民行為的特殊折射。在極權(quán)國家里，國民必須有相同的正確表現(xiàn)，教師在學校里的行為被完全模式化了。教師們都忠于黨，按黨的要求去做，他們在學校的行為并不僅僅是“好教師”行為，同時也是“好國民”行為。當一個“好國民”，就是像所有其他國民一樣對領袖、黨和黨國表現(xiàn)絕對的忠誠。“好國民”即便生活在因恐懼而造成的沉默和順從中，忍受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監(jiān)視和不信任，他們也不覺得這種生活有什么不好，他們甚至還會有一種幸福感。

這種麻木當然不是沒有清醒的時刻，但是，就算清醒，也必須把真實感覺自覺地壓抑到心底，不受它的攪擾，也不讓別人看出來。誰要是做不到這個，誰就一定得為此付出代價。卡羅·施密特（Carlo Schmid, 1896-1979）是德國著名學者和政治家，二戰(zhàn)后曾經(jīng)擔任社會民主黨黨團主席，參加起草德國的基本法。1933年，他在圖賓根大學擔任編外講師時，多次在大街上被人發(fā)現(xiàn)用脫帽禮來回應希特勒問候，因此被給予“禁升職稱評語”。在納粹德國，一個人只有對希特勒問候禮不夠熱情，便足以讓別人對他是否與黨國和全體國人保持一致產(chǎn)生懷疑。有一位當時還是學生的德國人回憶道，“我們熟知每一個老師對納粹黨的態(tài)度。這跟他們佩不佩戴納粹徽章并沒有多大關(guān)系，相反，只要看他們是否按照規(guī)定行希特勒問候禮，你就能清楚地知道端倪。比如施托茲老師，盡管他抬起手臂，作出一個可以善意理解為向希特勒敬禮的動作，但是沉默片刻之后，他說出口的卻是‘早晨好’。” 施托茲老師內(nèi)心的自卑和煎熬，反映在了他姿勢和語言的扭曲上。還有的老師，雖然高高地舉起手臂，但卻羞愧地垂下目光，或者手指間夾著一支粉筆行禮，然后順勢就開始在黑板上寫字。要不然就是走進課堂時，故意在胳膊下夾著一摞書，像是抬胳膊不方便的樣子。這些林林總總的“妥協(xié)行為”中，都反映出社會制度的強制性與構(gòu)成自尊的道德準則之間被撕裂的痛苦狀態(tài)。老師這么做，看在學生眼里有一種特別的教育效果，這么做很滑稽，甚至愚蠢，我們不能像他那樣，我們應該誠心實意地舉起我們的手臂，高呼“希特勒萬歲”。[xix]

像卡羅·施密特和施托茲老師這樣的人，他們之所以被納粹國家中大多數(shù)人視為異類或與大家不充分一致，是因為這個國家存在一種只有極權(quán)才能營造的“同一”與“和諧”景象。這種表面的同一與和諧隱藏著社會必須為之付出的沉重道德代價：誰都不能相信誰，誰都不敢相信誰，信任機制的瓦解導致社會中彌漫著冷漠、虛偽和犬儒主義。黨國制造的和諧一致是一種依靠精心包裝的、程序化的符號化演示（如敬禮、升旗、游行、檢閱、佩戴像章、讀某種書、唱某種歌），它極大地強化了每個群體成員在心理上感受到的共性壓力。在極不自由的狀態(tài)下，每個人都參加的公開表現(xiàn)是每個人必須作出的正確行為和忠誠表演，它使得即使那些在內(nèi)心最不愿意合作的人，也必須做出合作的樣子來。一旦從心理、人格和自尊上摧毀了一切可能的抵抗，社會中就再也不可能出現(xiàn)真正的勇者——那些能夠在自己心里抬得起頭來的反抗者。

在黨國的政治正確和它高度強制的一致性所完全覆蓋的生活環(huán)境中，學校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黨國教師和黨國國民的身份必須是一致的，行為也必須遵從同樣性質(zhì)的規(guī)范。在這樣一個世界里，人們開始習慣性地模仿別人的行為，即使在毫無必要的場合（如家人和朋友之間）也會習慣性地謹言慎行，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一種習慣性的相互欺騙，連品行善良的人也不能例外。人們無法從道德上去評判這種狀態(tài)，因為要抵抗這種生活方式的道德是一種幾乎“超人”的要求。這要求一個人為了某種操守原則，而必須鼓起勇氣同周圍所有的人隔絕，這是任何一個有自我保全本能，要竭力活下去的人都非常難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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