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青年團用各種“活動”，而不是學校里的課程和教材，來對青少年進行教育，當然是政治教育。希特勒青年團明確成為黨的教育體制之后，它早先具有吸引力的“青年領導青年”口號就被各種各樣為黨的政策服務的活動口號所代替，每一次活動都要求青少年積極響應黨的號召，例如，“為土地服務”（相當于“學農”）要求青少年下鄉參加收割、喂牛、砍木頭，增加與“血與土”的感情。希特勒青年團發出指示：“土地服務是國社主義的政治任務，目的是讓城市的男女青年回到土地，使農業生產后繼有人，不斷興旺。最優秀的青年應該要求有機會扎根農村。希特勒青年團是為土地服務的唯一執行者。”[li] 1940年2月后，希特勒青年團要求團員每隔一個星期的星期日必須報到一次。紀律越來越嚴，說明希特勒青年團原來的吸引力和號召力已經在減弱。無休無止的組織活動使得一些青年感到厭煩，也感覺到需要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時間。

在希特勒青年團這樣的強制性組織中，每個人都受到同伴壓力的脅迫，也都處在人人相互監督的不信任關系之中。每個人必須時時看別人在怎么做，來確定自己該怎么做；每個人都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即使有自己的想法，也必須深深藏起，裝作沒有。這種行為方式正是希特勒青年團要取得的服從和隨眾人格教育效果。它對青少年開始有相當的吸引力，但往往并不能持久，因此必須不斷地，反復地進行。一個德國人這樣回憶他在少年和青年時期在少年隊和青年團的經歷：

“我喜歡青年團是因為它的團隊精神。我10歲時參加少年隊，充滿了激情。有哪個孩子能不被同伴、忠誠、榮譽這些高尚情感所激動？我還記得我們少年隊的宣誓：‘少年隊的孩子吃苦耐勞、保守秘密、英勇忠誠。少年隊的孩子都是同志，榮譽是他們最高的原則。’這些誓言在我心里是神圣的。還有那些出游！還有什么比跟同伴一起領略祖國的美景更令人開心和振奮的呢？我們經常到K城附近的鄉村去度過星期天。我們在蔚藍的湖邊聚會，收集柴禾，點燃篝火，煮豌豆湯喝，玩得真是開心。……晚上我們圍成一圈坐在火堆旁，唱歌、講故事，真是令人難忘。那些是我們在青年團里最快樂的日子。學徒和學生坐在一起，工人和公務員家庭的孩子坐在一起，互相認識和喜歡。而且，我真高興少年隊還有體育活動，我們出游總是帶著球和其他體育用品。遠離城市，在草地上玩手球、踢足球，在湖水里洗澡，讓我們放松心情，身體健壯。

可是，后來我當上少年隊隊長時，少年隊不好的地方就顯露出來了。我對少年隊的強迫行動和絕對服從感到不快。我知道，在這么一大群孩子中必須要有秩序、有組織，但那也太過分了。少年隊要求完全放棄個人自己的意愿，完全服從。但這種要求無法把孩子教育成具有堅強意志的人。后來，我到Bann的總部去，看到的內情就更多了，開始深深懷疑。少年隊處處都在干預人們的私生活，誰要有私人興趣，就會遭到歧視。”[lii]

另一位德國人記敘了少年隊給他一生留下的難以彌合的精神創傷。他說，別人可以把兒童時代回憶成陽光燦爛的日子，“可我不行，我有許多令我感到壓抑的記憶。我們的少年隊活動幾乎全都是嚴酷的軍訓。就算活動是射擊或唱歌，也總是先要軍事操練：無休無止的立正、稍息、向左轉、向右轉，……12歲的隊長把10歲的隊員使喚得在學校操場和草地上做這做那，……稍有差誤，衣服稍不整潔，出操稍微遲到，都會受到額外操練的懲罰，受了氣的分隊長就把氣撒在我們身上。還有更瘋狂的。從兒童開始我們就接受不怕苦、不怕死、盲目服從的訓練。只要一聽到‘臥倒’，就算光著膝蓋也得立刻撲倒在沙礫地上。做俯臥撐時，鼻子必須埋進沙子里，誰在越野賽跑中發生脅部疼痛，就會被當孬種來嘲笑。”他問自己，“我們這四年是怎么熬過來的呢？是怎么忍住淚水，咬著牙齒挺過來的呢？為什么不為自己吃的苦頭向老師和家長訴苦呢？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釋便是，我們自己有野心，想在分隊長面前爭表現，想當守紀律、能吃苦和軍紀嚴整的模范。表現好才會被提拔，臂章上可以添杠杠，而且可以帶綬帶，在隊長到樹叢里方便時臨時替代他5分鐘，對同伴吆五喝六。‘青年領導青年’只是一句口號，實際上是那些在上面的人用靴子在踹你”。這位回憶者對那些政治表現好的同學充滿了厭惡，因為那些在少年隊或青年團里表現得特別好的，當上頭頭的，“往往在學校里是品格最無恥、最懶惰的，……老師不敢拿他們怎么樣，只要思想好，功課再差，混過8年，也照樣能在畢業時拿到文憑”。這樣的優秀青年成為榜樣，“學校的紀律一般都變得很差。”[liii]

十 黨國主義的精英教育

納粹政府為了培養未來的政治官員和政治立場堅定的專業技術干部，還設立了兩種特殊的納粹精英學校，一種叫“國家政治教育學院“（Napolas），任務是培養高級的政府和軍隊干部，另一種叫“阿道夫·希特勒學校”，任務是培養未來的政治領導人。

國家政治教育學院繼承的是普魯士士官學校的傳統，優先接受軍官子弟，與國防軍（Wehrmacht）保持全面聯系，但并不是純粹的軍校。1933年開始建立，起初由教育部主管，1936年后接受黨衛軍（SS）管理，進行的是全面納粹化的教育。軍隊是一切極權統治的支柱，軍隊成為實質上的黨軍，納粹化不過是德國軍校高度意識形態教育的一個德國極權版本。

國家政治教育學院的課程基本上參照普通高中，但用政治教育代替了普通中學教育中的宗教課程，并且十分強調與體能和軍事有關的體育教育。學生一般由家長提出申請，再由黨衛隊地區總隊長從中選拔，名義上學校收取每學期1200馬克學費，學生往往能通過不同途徑得到減免。學生在學期間以軍隊式的“排”為單位，學校生活是兵營式的，穿著兵營制服，聽起床號起床，集體生活，早飯前出操。學生每天要學習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社論和文章，軍事體育課上主要內容是拳擊、滑翔、射擊、駕駛摩托車和摩托艇，還舉行模擬軍事演習。學生在第6學期要下鄉6到8周，第7學期開始下工礦企業6到8周，畢業前到國內外旅行。1942年全國40所國家政治教育學院全部改名為德意志技術學校，還負責接納陣亡將士的子女以及出外執行任務的官員和科學家子女。[liv]

國家政治教育學院的入學條件是希特勒青年團團員，體格健壯，體育成績優秀，純雅利安血統，并由黨的地區領導推薦。學生的家長也必須經過面談，確保政治可靠。在軍事化的生活環境中，學生的知識成績，連黨衛軍領導人海斯麥爾（August Heissmeyer）也承認，“是低于，而不是超過德國一般中學”。這些學生連課本都不用，只是閱讀由教師聯盟出版的納粹月刊雜志《幫助》（Hilf Mit）。學校教育特別強調的是學生的體能訓練，每次戰斗演習都持續兩天，在140公里直徑的范圍內進行。為了提高學生的戰斗能力，訓練包括學生與狂怒的艾歐沙亞犬（Alsatian,德國牧羊犬）搏斗的內容，是一種斯巴達式的訓練。[lv]

“阿道夫·希特勒學校”比國家政治教育學院更特殊，國家政治教育學院雖然由黨衛隊主管，但學校畢竟還是下屬于教育部，但希特勒學校則完全自成體系。這種學校于1937年由勞工協會和希特勒青年團建立，六年制，每個行政區建一所，各招收600名12至18歲的男孩,入學的學生被認為是杰出的年輕人。報考的學生不像國家政治教育學院那樣由父母報名，而是由學校推薦并代為報名，家長只有表示同意的權利。這種挑選學生的機制切斷了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最后聯系，變得更加與斯巴達教育相似。而且，它也更符合納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因為學生必須經歷持續的適者生存挑選才能得到入學資格。

這些學生在加入少年隊后第二年就開始初選，經過初選，再經過血統審查，然后送到青年營地二個星期，接受終選，挑選的一個主要標準是身體長相，因為他們將是德國未來的領導人。希特勒學校對一般學校的分數制考試、操守紀錄、留級制度，甚至成績報告單都不予采用，稱呼老師用平等的“Du”（你），而不是敬語的“Sie”（先生）。這些都是為了提升學生的自尊心和優越感。學生編成軍隊式的“班”，班長是從優秀的高班生中選出來擔任的，他們必須英武挺拔，有極好的整潔和衛生習慣。學生的考核以班為單位進行，是集體成績。[lvi]

學校的課程開始是每天5節體育課，1.5節文化課，這還包括每天的報紙學習。1939年，海斯麥爾批評學校文化課程度太差之后，改為每周22節文化課，15節體育課。到1941年，雖然有一半的學生不能通過大學普通入學考試，但學校有權給年滿18歲的畢業生頒發文憑，讓他們直接進入大學。大學并非希特勒學校畢業生的最佳出路，最優等的學生進入“騎士團城堡學校”深造，成為未來的領袖人物。騎士團城堡學校有四處，分別是Sonthofen，Crossinsee, Vogelsang和Marienburg，全都設在非常偏遠、風景浪漫的地方。每個城堡學校有1000名學生，稱“騎士”（容克Junkers），有500名教師、行政人員和仆役（他們身穿制服為騎士服務）。課程中的主課是騎術，騎術有特殊教育作用，用這些學校的總領導、納粹全國勞工組織領袖羅伯特·萊伊的話來說，“是因為騎術可以讓騎士有一種完全駕馭其他生命動物的感受”。騎士團城堡學校的學生都已經二十多歲，他們從12歲至18歲在希特勒學校學習，又經過2年半的勞動和在國防軍里的鍛煉,再經過4年的專門訓練，已經成為全職的黨國軍官。他們的普遍學業水平都不高，據估計，Vogelsang學校的學生參加大學入學考的只有大約十分之一，而能夠大學畢業的只有百分之一，有一次學校舉行英德關系講座，聽不懂的學生竟然高達百分之九十。[lvii] 和古代斯巴達的戰士教育一樣，納粹所進行的也是一種塑造戰爭機器的教育，這種教育把戰爭當作人類最高的成就表現。但是與斯巴達教育不同的是，這是一種現代的黨化教育，它所培養的戰士，他們的忠誠對象不僅是國家，而且是黨的國家，他們必須自覺地信奉納粹的黨國意識形態，崇拜它的領袖，并心甘情愿為之獻出自己的一切。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納粹德國的黨國主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