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是俾斯麥誕辰200周年。兩個世紀以來，這位鐵血宰相在“了卻君王天下事”之外，是否最終“贏得生前身后名”？特從四本學刊中選取四篇文章，希望從觀念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回顧俾斯麥生前身后的多重形象，并同時展現尼采、韋伯等同時代偉大心智對俾斯麥的思考和批評。

第一篇文章梳理了俾斯麥傳記自1890年到19世紀末伴隨德國境遷發生的流變，向我們展示了歷史編篡中的俾斯麥形象及德國在百年間的沉浮進退。

第二篇文章則通過政治史的考察，聚焦“德意志民族主義”與俾斯麥的歷史關聯，指出俾斯麥既是以民族主義為政治手段的助瀾者，又是逐漸奉之為個人信念的尾隨者。

后兩篇文章則分別歸納了尼采與韋伯這兩位同時代人對俾斯麥及其事功的思考。它們表明，俾斯麥是19-20世紀德國思想界重要的現實關切。而且，他的政治遺產與哲學家的洞識，仍在如影隨形地影響著我們今天的世界。

在圣徒與惡棍之間——俾斯麥傳記100年

整理自：Between Saviour and Villain: 100 Years of Bismarck Biographie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41, December 1998

作者：Karina Urbach

自19世紀末起，為俾斯麥作傳就是德國歷史學家孜孜不墜的傳統，盡管恰如Otto Pflanze所言，透過書信、演講、備忘錄呈現出來的俾斯麥形象往往要比典型傳記的描述來得復雜得多，但或許正是出于俾斯麥本人和20世紀德國歷史共同的曖昧性，傳記編篡中的俾斯麥才得以在100年間始終保持自己鮮活而又善變的面目。

關于俾斯麥的史學傳統始于一種未完成的使命感。自19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德國史學界就普遍存在呼喚一位政治強人拯救德國的傾向，盡管這一傾向到80年代有所減弱，但史學界對俾斯麥整合國家的功績并無二詞。在俾斯麥打擊國內自由主義時，明顯傾向自由派的羅馬史大家蒙森仍對俾斯麥的鐵血事功滿腹崇敬，而到19世紀末，俾斯麥本人終于落地成文之時，撰寫英雄史詩和帝國榮耀的感召，絕不可能在史家之中斷然消失。

在這一背景下，不難理解為何19世紀末出現的早期俾斯麥傳記大致雷同，而它們書寫俾斯麥方式的差別，也僅僅源于史家對俾斯麥塑造的德意志應被界定為“大陸強國”、還是“世界強國”的分歧。前一派作者以西貝爾（Heinrich von Sybel）、特勒齊克（Treitschke）等官方史家為代表，他們依托官方性質的《歷史雜志》，著力將俾斯麥塑造成國王的一名勤懇公仆，后一派作者如Lenz、Lehmann則在前一派的官方基調下深化俾斯麥建國功績的潛能。對西貝爾和特勒齊克而言，俾斯麥只是霍亨佐倫皇族締造帝國偉業中重要的一部分，相較于德意志，普魯士及其皇族正統才是被揀選完成這一進程的中心。因此，在其七卷鴻篇《威廉一世創建德意志帝國史》中，西貝爾不僅宣稱普魯士沒有主動挑起三次王朝戰爭，他更始終緊扣威廉一世的敘事主線、而令俾斯麥潛隱幕后。

盡管這層君臣藩籬到1914年始終是兩派史家均未曾逾越的正史音調，但無論是Lenz還是Lehmann，將統一的德國視為未來世界強國的“大德意志”派都更遠離前者的普魯士中心視角。Lenz和Lehmann都曾參與過俾斯麥領導的對外戰爭，對這位鐵血統帥的景仰早已浸潤心靈深處。他們一方面宣稱接續蘭克的史學傳統，以政治史的客觀事實量度俾斯麥的現實事功，另一方面則通過連接俾斯麥與路德的新教背景，將德意志自發蒙至成型的演進視為新教精神于地上的行走。

“大德意志派”的俾斯麥撰述因為兼采實力政治的冷酷和救贖歷史的熱望，迅速成為20世紀初帝國掌舵人測度政治氣候的絕佳風向標。1914年8月，就在威廉二世準備發動大戰之際，德國史家迅速為俾斯麥批上了灰色軍裝，俾斯麥回憶錄《思考與回憶》也成為史家破解危局的思想地圖。回憶錄的編輯者之一Horst Kohl出版了一份面向德軍士兵的俾斯麥軍事思想手冊，Lenz的好友Marcks則基于前俾斯麥在回憶錄中對俄國的分析，指出吞并中歐以抵御東方的可欲性。盡管一戰的結果證明，但魏瑪民國的成立，并未停止“大德意志派”俾斯麥中心的德意志經略圖景，相反，它已儼然與帝國夢想一起成為德國人的鄉愁。

20世紀20年代的俾斯麥研究繼續“大德意志”派發掘的“相之兩面”思路，開始將俾斯麥事功與精神的分析轉至其外交政策和個人好惡。Rothfels等人對俾斯麥1870-1880年對外政策分析開始強調其在鐵血之外的審慎與智慧，而對俾斯麥個人性格的研究則在其反天主教形象上側重勾勒他與社會主義者乃至猶太人的不懈斗爭。同時面向過去與未來的俾斯麥形象，在這一時期被演繹到極致。20年代最受歡迎的俾斯麥傳記作者Emil Ludwig用詩化的語言將俾斯麥的一生描繪為浮士德式的人物，而伴隨著希特勒1933年上臺，強力政治的浪漫主義終于迎來了20年來的頂峰。

盡管希特勒及其黨徒并不喜歡這位容克老人在戰略上的謹小慎微和政治上的階級立場，但“大德意志派”的歷史解釋對渴望繼往開來的他們來說仍然奇貨可居。而對大多數經歷了近三十年變故的德國歷史學家而言，魏瑪民國不過是兩個德意志帝國進程之間短暫的停頓，因此隨著1934-1942年德國吞并鄰國逐一成功，俾斯麥的事跡一方面被宣傳部門頻繁搬上銀屏，一方面則為受命撰寫“新德國歷史”的Marcks等人視作希特勒偉業的前定調和。1942年上演的電影The Dismissal借俾斯麥之口恰如其分地表達了這些闡釋者的共同心結：“我的使命已經終結，但這只是個開始。何人能了卻我的志業？”

無論如何，希特勒顯然不是一個好的繼承者。僅在電影上映數月后，德軍就在斯大林格勒受困。宣傳部門立刻禁演了這部電影，因為在劇中的某些片段，俾斯麥反復警告皇帝：貿然與俄國開戰必將導致德國的失敗。立法者一語成讖，闡釋者只能失語。如何在希特勒之后書寫俾斯麥的歷史？這已成為困擾戰后德國史學家的共同問題。

二戰結束后，諸如Eyck等一度推崇俾斯麥的作者此時開始指責俾斯麥對自由、民主、法治的玩世不恭，在《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一書中，他甚至試圖全盤否定1862年之后的德國史，而俾斯麥則無疑應為德國的歷史悲劇負責。蒙森和A.泰勒雖然力圖從凡人眼光對俾斯麥進行去政治化的解讀，但基于成長背景勾勒出來的“凡人與政治家”的形象，仍然帶著作者“忍不住”的道德關懷，“同情地理解”也至多限于這位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現代傳人無上的事功與無奈的處境之間。伴隨60年代德國批判史學的興起，史家對俾斯麥故事的講述更徹底撕去了傳記史學不曾泯滅的知人論世傳統，以韋勒《德意志帝國》為代表的一批史學著作轉而剖析俾斯麥時代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在社會學理論與實證數據化合而成的福爾馬林中，戰后對俾斯麥的反思以其面目的社會科學化走到了極致。

不過，似乎正如過去永遠尾隨著當下，自覺的理性化也無法輕易剔除人們歷史記憶中的克里斯馬。伴隨1989年圣誕節響徹德國上空的《歡樂頌》，Pflanze、Gall、Engelberg等俾斯麥研究者在80年代的傳記寫作和他們對批判史學的質疑，再度點亮了戰后平淡的俾斯麥撰述。和百年前的史家不同的是，新一代俾斯麥研究者不再擁有皇室榮譽頭銜和面對星辰大海時的激動，1990年的德國，也不再是“大”“小”二字就能權界衡量的精神現實，不變的是，貫穿俾斯麥形象百年流變的“德國問題”仍將與這位凡人與國父、惡魔與圣徒一起，在他們身邊低沉耳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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